第三条道路

除了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民富之路，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民富呢？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走一条自己的实现民富之路，但无一成功。其中对人类发展历史影响最大，也最惊心动魄、令人感叹的，是以前

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以国

家力量集中资源，试图靠国家

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的尝试。

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

指导下，上世纪30-50年

代，苏联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实行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很快以工业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展现于世，取得了以下辉煌成就：

第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占整个世界陆地面积1/6的领土，收回了失去的领土，还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将中欧、北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世界上形成了两个阵营的核恐怖均衡。

第三，首次实现卫星上天和载人航天，以此为标志，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科技水平，已经超过资本主义。

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让人信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结合，其力量真是太神奇、太伟大了。尤其让美国人惶恐不安的是，苏联的成就和强大，是在消灭了资本家、消除了阶级和剥削的前提下所取得的。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正义与富足并存，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优越的制度吗？那时的世界上，广大亚非拉，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亿万人民，都崇拜苏联，向往社会主义，世界形势可谓是东风压倒西风，一片大好。

未料，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然解体，戛然而止，其过去的东欧卫星国和很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与俄罗斯反目为仇，纷纷投入西方怀抱。真是历史无情，世事难料，从1930-1990年的60年间，前后两个30年，苏联的变化，反差之大，不由人不瞠目结舌。

风头正盛的苏联，怎么一下就垮了呢？

苏联一下就垮了，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准确。实际上，苏联经济中的问题，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变得非常严重，只不过被长期掩盖，不为外人了解而已。

以下几个根本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中的致命伤。

首先，生产力低下。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竟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苏联人民，国家要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西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鸡农可以养几十万只鸡。难怪西方人鸡肉过剩，苏联人却吃不到。

其次，物质贫乏。苏联的商店里，货架长期空空如也，人们领到工资，却买不到东西，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尽管如此，计划主管单位还不许厂家通过涨价来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这种现象被称为“隐蔽的通货膨胀”或“被压抑的通货膨胀”。

第三，产品质量低劣。

第四，缺乏创新。在军事产品研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民用技术和管理缺乏创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成为民用产品企业的共同特点。

第五，分配关系扭曲，官僚主义严重。苏联社会的名义收入比资本主义平等得多，但实际上领导干部处处享受特权，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对人民生活的困难则不闻不问，造成普遍的社会不满。

这些严重问题长期存在，但苏联怎么能取得那些让人赞叹不已的辉煌成就呢？靠的是两个法宝：一是靠国家强制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集中资源，做国家想做的事，使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两个法宝中，第二个法宝是永远好用的，但第一个法宝，却受资源总量的限制，终将失效。靠增加投入来获得增长，资源耗尽之日，便是末日来临之时，有如在极限内，皮筋总可以拉得更长一点，但拉过极限，皮筋就断了。这便是前苏联经济 “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

其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国家，经验也大同小异，最后都无法避免缺乏创新，效率低下，分配关系名不副实带来的厄运。

除了苏联模式，前南斯拉夫还尝试了企业由劳动者社会所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印度尝试了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国企与民企并重模式，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无一不令人失望。

走向民富，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

初次分配公平

实现民富，除了一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很高水平，还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分配关系方面，国际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国家，收入分配多数也比较公平，比如，以基尼系数作为一项衡量指标，日本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28，属于非常“健康”的区间，其他发达国家多在0.3与0.4之间，也不错。发达国家只有美国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巨大收入差距、严重分配不公，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 （0.51），墨西哥（0.46），南非（0.58），尼日利亚（0.44），土耳其（0.44），菲律宾（0.45），中国和马来西亚（接近0.5）。

这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组数字，并非偶然。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究其原因，机会公平应该是关键：政府保障个人自由，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为民企创业和发展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这样，人人都有机会致富，都有机会求得个人的最好发展，大家都富了或“中等”了，则提高收入水平和限制贫富差距两个目标就都实现了。

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被少数人掌握，受制度和资源条件限制，普通民众个人发展和创业都缺乏空间。比如亚洲、中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家族统治，种姓传统，种族隔离，户籍制度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广大民众在初次分配中无资源、无机会，在二次分配中被人遗忘或排斥，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既限制了广大普通民众个人脱贫，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限制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在这些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养育了经济中的双胞胎：国民收入不能充分提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其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最大，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不公。比如美国的黑人，虽然在1863年即获得自由，但直至1964年才获得无条件的选举权，且此后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长期受到歧视，其中很多人只能居住在贫民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世界各国正反两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机会公平。政府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有效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