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靠实实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提高就业人口。而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导致资金市场货币供给远远过剩（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有限，这部分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利率被大幅压低。另一方面是汇率政策，尽管危机前后，美国实体经济相对全球而言，并没有明显虚弱，但推动美元贬值却是美国上下的共识。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相对价格又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以主导，尤其对于控制着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主要评级机构、主要市场评判机构的美国而言，发动汇率战争不必像“战争”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是经济规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他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国如要进场干预，却要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通过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就是美国所选择的过渡模式。由于需要改变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中，汇率的作用无疑要远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动他国汇率升值，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货币战的现实一幕，甚至美国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均未放过，更不用说东南亚、拉美这些原本就虚与委蛇的国家了。 

但是，这一模式对于那些固定汇率的国家就显得不适用。“牙买加协议”之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这一体系并非全部的货币都浮动，按照协议，各国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现实情况是，有实力的发达国家的核心货币大多选择浮动汇率，无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货币则多半选择固定汇率。中国就属于后者。而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如果不能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话，美国的过渡模式仍无法进行。这也就导致美国在应对中国上，丝毫没有金融市场操作的娇羞掩饰，而是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直接通过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采用的是非常赤裸的货币要挟与攻击。 

如前文所述，美国模式的破产，除过度消费外，另一个因素是国际资本不再流入。那么美国当前推动美元贬值，为什么不担心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呢？对于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而言，为何还要不断的购买美国债券（即使利率已接近于0）呢？这就是当今特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国的超级地位。“牙买加协议”之后，美元是事实上的全球本位币，美国通过其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尤其是债券）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健全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全球的国际贸易结算、资本融资和交易、外汇交易、衍生产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权国家在外汇储备中必须保有足够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应对各种经济活动需求。因此，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额（其GDP只占20%左右）。即使美元贬值（但终究有个度），只要其他边界条件没发生明显变化，各国对储备货币结构的选择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美国人才能自豪且无所顾忌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当今世界唯一能威胁美元地位的，只有欧元。而在美国去年底开始明确推行其过渡模式以来，欧洲却“及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震荡，许多本已经在考虑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此种计划。时间上如此巧合，无怪乎引发世人许多遐想。 

二、美国的政策将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 

目前，全球对08年因次按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如对次按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按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等；对危机传导的机理有所共识，如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导致风险迅速传递，并共同面对流动性危机等；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