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1月在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但是，此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20国领导人不知为何要聚到一起，会议没有主题，全球在稳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已经失去方向和目标，非常需要一种成体系的建议来凝聚各国的智慧，找到突破点。有鉴于此，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造福人类，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因为货币超发、虚拟经济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所导致的连锁金融反应。而全球范围内货币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牙买加协议”体系。该体系有三个明显缺陷：一是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全球进入完全纸币时代。原本作为全球货币发行之“锚”的黄金被放弃，但新的货币发行的原则并没有确立，各国各自制订货币发行的原则，规则不一。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超发的货币又相互影响，共同推高全球货币供给；二是本意要建立多元本位币，但没有相应制度安排，使得美元凭借其独特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唯一本位币。而美国享受本位币之利益（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却不履行本位币的责任（控制美元货币发行量），美元的超发构成全球货币泛滥的又一动因；三是浮动汇率制替代了固定汇率制，全球货币间比价不稳，既循环推动货币创造（如汇率干预），又制造和加剧金融动荡，大大增加全球贸易和金融往来的成本。 

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全球范围内控制货币发行量，而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控制，又有赖于对“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在现有基础上，逐步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国领导人应针对此焦点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倡议： 

1、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国按照实际的进出口交易方占比来确立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以此减少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而减少美元超发对全球的影响。 

2、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的予以调整。外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核心储备货币国占全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3、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我国是同时参照四个指标，即通胀率（CPI）、经济增长率（GDP）、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其他重点关注的指标。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有点类似于制定碳减排规则，各国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国情，只有求同存异、逐步引导，才能最终找到共同认可的参照区间。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4、“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

此条倡议并非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内容，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货币的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这就使得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建立毫无疑义。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量化宽松”政策尽管有争议，毕竟还有些稳定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压力等积极意义，但当危机企稳以后仍继续实施，并且是针对全球本位币—美元继续实施，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美国已无需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而只是作为推低利率和汇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因此，此条倡议是推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