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勇敢者的游戏

谁是勇敢者？

在我的印象中，谢林最大的学术成就应该是对战略威慑的研究。所谓战略威慑，是指冲突中一方采取有效方式影响对方决策，并期望借此影响对方对自身行为预期判断的行为模式。曾经与冯·诺伊曼等一起奠定了美国战略威慑理论的托马斯·谢林认为，冲突主体之间战略威慑运用的微妙性类似于博弈论中著名的“勇敢者游戏”：在一条长长的、笔直的大道上，两辆汽车分别从两头出发，以飞快的速度面对面疾驰而来；此时，每辆车的车主一方面都希望不会发生两车直接碰撞以致车毁人亡的悲剧，但另一方面又都希望对方能首先避让，以使自己获得“勇敢者”名声。

然而，有趣的是，在这种“勇敢者游戏”中，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的概率的确很低，而获胜的一方从来都是有办法让对方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可能选择避让”的那一方。因为一旦有一方通过某种行为首先准确地传递了“任何情况下都不避让”的信息，另一方最后时刻总会选择退让：这是因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胆小鬼”，也毕竟略胜于车毁人亡。

由此，谢林认为，当实力相当的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既想达到已方利益，同时又不想将冲突进一步发展为两败俱伤的战争时，双方一般都会运用战略威慑行为，以迫使对方能够让步。而冲突双方谁能通过战略威慑获得更大的相对利益，则取决于给对方的战略威慑的“可置信程度”。一旦对方认为你的威慑是可信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选择退却，那么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出现，对方会选择让步。

由于谢林以及冯·诺伊曼等人长期服务于美国军方战略智库兰德公司，因而，他们提出的战略威慑运用理论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军事斗争领域。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长期处于冲突的状态，却从来没有酿成战争，但并没有妨碍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运用战略威慑的结果。

尤其在处理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谢林与冯·诺伊曼直接参与决策咨询，提出“要公开让全世界都知道，要么苏联人撤走布署在古巴的导弹，要么美国将不惜升级为核战争也要对这些导弹进行空中打击，舍此之外美国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这一决定果然通过肯尼迪政府的公开声明周知了全体美国人、前苏联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实际上美国政府这种公开声明的做法就是告知对方，“我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的地位”，于是，为了避免冲突演变为核战争，苏联政府最后选择了退却。这是“可置信威慑”战略应用的一个绝佳范例。

谢林提出的让对手让步的策略，后来又被称为“边缘政策”：即冲突中的双方尽管没有真正同归于尽，但却是以一方将自己摆在“不惜同归于尽”的位置上才化解了困境的；在两个国家之间，尽管没有发生全面战争，但却是以处于战争边缘或甚至有限战争来化解战争的。

玩不下去的游戏

正因为对谢林的研究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一直认为谢林应该是个“强硬派”。因此，邀请他来中国访学，我们一开始仍然只是出于学术的考虑，希望他讲讲他为之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的博弈论领域，讲讲非零和博弈，尤其讲讲国防经济学或冲突经济学。但有些意外的是，在中国的几场演讲，他讲的就一个主题，即核控制与军备控制。也就是说，他讲的是和平的经济学。而且，谢林还声称：近些年他一直在研究如何达成和平问题。甚至在回答听众询问的一个最为学术性问题：“到底如何理解你提出的‘聚点（Focus Point）’概念”时，他避开了学术解释，直接回答说：“国家关系中，‘聚点’就是和平。”

更令我意外的是，在一次很小范围内的谈话中，几天来很少有言谈的这位87岁高龄老人，竟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在这一个半小时中，他反复对我强调的就一个观点：核武器的使用应该成为人类的一个禁忌；对有核国家核武器的有效控制极端重要；而相对于美国在核控制方面自身都做得非常不好，中国在核武器控制与使用原则方面为世界树立了榜样；未来全球核控制有赖于中国，而中国也有能力有责任在其中担负更重要的角色。主办方后来告诉我，一般情况下，谢林已不再接受邀请，但正是考虑到此次是到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他又希望他上述观点能被中国人重视，才决定到中国免费讲学。
我就想，一个研究冲突战略并以强硬立场著称的学者，为何如此重视和平呢？再回过头看他的思想，尤其是出版于1983年《选择与结果》一著中的思想，其实也不是很难理解。

仍然以“勇敢者游戏”为例。这个游戏之所以能玩下去，一个大前提仍然是理性的双方都知道必须避免迎面撞上导致车毁人亡。也就是说，不直接相撞是前提。两个冲突中的国家也一样：不战是前提。只有在不撞与不战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谋求利益最大化。但矛盾的是，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又必须使用“不惜一撞”与“不惜一战”的边缘政策。而“边缘政策”的控制却成为突出问题。

谢林自己承认，边缘政策有时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只要稍微过度，就会越过边缘界线，就会导致“同归于尽”的实质性行动。“边缘政策”之所以难以控制，谢林提出的理由又有两点：首先是“错误的感知”。即双方都可能误会对方真正的想法，认为己方已经先行动，对手一定会避让，结果车毁人亡；其次是理性未必可靠。“勇敢者游戏”假设的一个前提是，车手都是理性的，认为生存比荣誉更为重要。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人都是这种理性：恰有人就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与此同时，谢林还认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的标准理性模型不起作用的地方，其中也包括了恐怖主义与宗教激进力量。也正因为“边缘政策”难以控制，所以，尽量少地使用“边缘政策”，而是强调以协调和解的方式解决冲突，才是更为妥帖的选择。而大概也正是这样的考虑，使得谢林水到渠成的顺着自己的学术思路，实现了从一个国际关系中强硬派向和平派的转变。

中国正在外部倡导建立一个和谐世界。只有世界和谐，人类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和”仍然是前提。但实现和谐世界，更需要反对谢林原先主张过的、同时又广泛存在于冷战时代的“先发制人”、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霸权主义做法。因为表面上这些做法可能使自己获得“先动”优势，但最终却可能导致更多的武力与激进极端行为。

中国还在内部倡导建议一个和谐社会。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背景下，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从来是客观存在的。谢林曾提出：“因为边缘政策所创造的风险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强者不要轻易考验弱者的忍耐程度。”因此，在出现利益冲突时，如果社会中占强势的人群，因为自己拥有强大的资源、同时认为弱者总会逆来顺受，就肆无忌惮，社会必然会走向动荡与不稳定；只有政府主动充当好利益协调者角色，同时强者懂得适可而止，懂得在必要时让步，社会才会真正走向和谐。

(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08年9月8日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