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学者在现有的争论中对自己不够谦虚

2004年9月4日下午2至5时，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纷纷就效率与公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郎咸平与顾雏军就格林柯尔是否在“国进民退”进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先是张文魁与郎咸平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展开了正面交锋，继而是张维迎抨击郎咸平是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为敌，随后吴敬琏与许小年也在深圳主动做出了对郎咸平观点不尽同意的回应。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争论本身更已由“郎顾之争”发展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同样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不时提起但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

最新召开的这场研讨会表明，此番论战的焦点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中效率与公平的理论高度。

而我们也注意到，出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大论战中官方声音始终付诸阙如。

本次研讨会由《外滩画报》副总编辑陈涛主持，出席会议的专家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侯若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

以下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刚才孙老师说得很多问题，我有点疑问，我们以前老是有这样的判断，国有企业被某些人给侵吞了，什么处级以上干部被毙了一点都不冤枉，记者拿红包等等的判断，我觉得很不好。我们所有的预算都要重新算一下，好像更合理化一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个判断包括郎咸平也有很多这样的判断，从个别的判断一下走到全程的判断，而全程的判断在政治上或者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在政治上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

另外，学术研究要进入一个事实争论，或者进入价值的争论，对学术研究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是能够凸现你的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的话题。我在美国的一些同行花了13年的时间研究警察的问题，而警察问题在美国是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因为你再怎么研究，事实价值都存在争论，有关警察的价值，在学术上没有什么结果，但是政策争论不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很多问题具有很强的争议性，唯一没有什么争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20多年的时间，房子盖起来了，马路修起来了，单位的钱也多了，出租车司机1800块钱以前都是富人，现在是穷人，没什么变化，刚才喝可乐是5.8元，这是穷人喝的，现在富人喝的都是营养水，这是一个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是一个落后。

现在为止，我们认为是学术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其实问题越具有争议性，价值判断越具有增值性，学术上的价格并没有凸现出来，就像生孩子一样，每个人都会，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你要知道是为什么确实很困难，争论当中有几点很明白，中国如果没有市场的发展，是不普遍有现代经济发展的，现在形成的共识是没有社会的发展，市场发展的质量是不会高的。我是专门研究政府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问题，我们的市场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社会发展也是很困难。归根到底，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政治资讯没有根本的改变之前，这些东西怎么走都可能是自由的。这些问题都抛开不算，回到市场经济上，刚开始的认识是局限竞争，认为国有企业之间的内部竞争可以改善效益，但是没有做到这点，后来认为产权、经营权、所有权的划分是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但是也没做到这点，后来又发现多种所有制外在的压力能够迫使国有企业非常有效，我们也没有发现。反而是国有企业吃财政，接着财政受不了，把那个推给银行叫贷款，贷款又变成投资，贷款是要还钱，投资不需要还钱，接着投资人受不了，银行怎么受得了？接着上市，可是现在股市都跌了，没什么可圈的了，国内市场上不了，就跑到国际市场，我们都是用政府的利益，政治的力量确保这些资产还是可以的，有一定的股市价值。但是如果政府不做到这点，这些股市很困难。

所以90年代以后，慢慢发现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概念，我们过去认为有了国有资产就不需要有财政，财政是拿国家权利收税，国有资产是赚钱的，国家可以通过国有资产赚钱养活征税，而现在我们每年说的是财税收入是多少，两万多亿，不会说国有企业盈利多少，我们上交多少钱，然后发财了。现在提出的是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并没有说财政有多少。其实国家有两个，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一个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是根据强制性，根据政府服务的要求，你要多少服务，我就为你收多少钱。就好像小区里你要享受多好的清洁服务，草坪一年修几次，垃圾一天捡几次，你有多大的绿化面积都与物业有关系，你需要多少服务，我就收你多少钱。这个意义说，我们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在不同的意义上不一样，在静态的意义上好像是流失，在动态的利益上，我们过去的国有资产总共是多少？现在一算50万个亿，因为市场空间扩大以后，价值就提高了。

我举一个例子，假定有一块地值100万块钱，假如你经营得不好，最后只剩10万块钱，还欠了好多钱，最后拍卖，刚开始拍卖10万，到最后经营的人的手里资产是10个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底是多少国有资产？到底多少是经营资产？所以国有资产的流失或者再经营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过程，而这个经济过程使得我们整个经济从过去的1万个亿涨到现在的十几万个亿。作为股市也是这样，如果国有股想从股市里挣钱，那叫政府的挣钱功能，如果想通过政府的股份去宏观调控，那是政府的宏观功能，如果政府股市有十万亿股市的价值，而国家是十万个亿，如果你想挣钱，十万个亿就民营化，你会发现市场不承认这些钱，你搁进去，整个市场好像是10万个亿，其实只剩下一万个亿，因为整个市场的股市承受能力就是这些。所以说股市缩水了，就是说损失了19万亿，这是国家宏观资产的损失。从某个意义上讲，你卖掉以后可能就是5千个亿，国家受到损失。也就是说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不同的选择对整个国有资产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能找到比较好的办法，这10万个亿如果搁在国家手里就是死的，不搁在国家手里如何熔化到市场里去，这是一个技巧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分配问题，这个分配问题和复杂性有关。我刚才从上地过来的时候，发现五环路上去机场要等很多时间，为了给他交5块钱，每个人排队要等上半个小时以上，那么出租费是多少钱，我们的时间是多少钱，司机多少钱不算，我看养蜂的人热得把蜂箱都打开了，蜜蜂回不去，有几个拉菜的车上都是蜜蜂。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升值的话，股市增值了，如果效率不高，社会资产受损失，国有就剩5块钱，如果不收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我这段花点钱，现在把他送你。

还有一个不公平，有事的人我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修那条路，我骑自行车却走不到那条路。这是生活中的例子，如果找出来跟五环路的车辆是一样的。当然这是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简单例子跟国有资产的经营是一样的，国有资产里同样有国家要了钱但是效率是损失的，不收钱有效率和流失问题。

我们会讲到各种各样的争论，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效率？在我看到效率是经济上的概念，大家的钱多了就是效率，个体量、总量多了都是效率。公平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大家是可接受的。什么叫公平？我们知道萨达姆的审判总是不公平的，因为总会有争议，而有时候这种争议是摆来摆去，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后天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以人为本的撞车事件，一会儿是这个结果，一会儿是那个结果，你会发现摇摆不定，包括扫黄问题也是这样。

还有公共政策里很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这边不好，那边不好，来回折腾。这种争论涉及到很多问题，一方面是跟学术的争议有感到，每个学者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或是比较谦虚的方法或者是比较霸道的方法，所谓对科学的理解。郎咸平讲的科学就是准确的，就是有力量的，其实科学是会犯错误的，因此科学家从来不承认责任，经济学家的分析不承担责任就不是科学，就是利益问题。这是政策的问题。还有策略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学者之间的相互争论，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各方面的想法都体现出来，实际上也涉及到利益之争，中小股民的，还包括意识形态的，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之争，或者话语权的争论，但是可以看出来学术、媒体的讨论本身有争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在公共决策里制度化、程序化的决策，因为很多政策都是在行政里面一旦作出决策，立马开始争论的过程，而这种争论是在行政过程中进行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在上级面前下级从来不敢说话，那么学者的争论、社会的争论就是一个过程。当然这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讲的是这几点，看看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很一致的，比如说有效率的不平等，可接受的不平等，这是公平，有效率的不平等是效率，这个地方是一致的，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涉及到公平，中国社会现在是社会上经济地位最高的，为什么是被认可的？为什么农民收入那么低，城市收入那么高，有人分析是因为我们现有的体制，虽然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流通性越来越强，只要是认真努力、干活。还有就是政治手段也有力量。这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每个人在选和不选之间，背后有很多利益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转型社会的权利与财富，整个社会当中我们的权力和财富薄弱。为什么？谁倾向于改革，我们的遗产就是邓小平78年以后，选择倾向于改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什么争论，即使有争论也被政治性的技巧抵回去了。如何推进改革的进程就是财富，就是每往前推一步，马上也宽了，粮食也多了，刚开始天天抓粮食也吃不饱，现在耕地没有了，大家还天天吃大米饭，这是很奇怪的事。以前草坪都是种麦子，结果大家还吃不饱，财富和权利的博弈推动中国的改革，而在这个进程当中，知识的力量逐步在加大，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去理解现有的政策到底是什么？这届政府包括上届政府慢慢把经济学家的力量拉大。我们现在刚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政权，政府的权利和老百姓的权利，在政治中的权利、学术中的权利，跟个人之间的权利没有加入到这个博弈过程中来，所以老百姓有产权的，世世代代耕种几千年的土地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农民很穷了，地价增值了，可是农民没有权利，没有学术自由使得我们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受压迫的时候没有办法，业主和开发商之间，哪怕是富人、哪怕是法人，一夜之间没有业主的权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财富、权利的博弈之外，有知识和个人的活力能够加入其中。

最后一个是学者，我觉得学者在现有的争论当中力量太大，对自己不够谦虚，尤其是经济学家，宏观经济调控一出台，所有的政策都跟宏观调控有关，农民收入低、学生的学费太高、包括报纸的消费量大小都跟宏观调控有关，包括体育场所节假日的多少都跟宏观调控有关，这是充分宏观调控化的社会，这是很麻烦的事。我们说的政治权利和几个经济学家的争论，如果政治学家都成了显学了，把所有的问题都政治化，通过权利贯彻到所有的政策里，这也是很可怕的。如果整个社会是高度经济化的，或者是高度政治化和权利化的话，都是很大的问题。学者现在肩负的任务其实太重，在美国没有什么包袱，一回国就觉得应该有很多有责任心的、有责任感的以及各方面的学者的良知，我觉得一般的学者、课堂的学者都是为公去学的，因为为私去学没有人听，律师是给当事人谋利赚钱的，政策分析家给特定的人分析才是赚钱的，学者分两种，一个是专门开律师事务所，但是有一种学者的目标是公共社会，没有具体的对象。所以学生在学校里学到公共的知识，但是一到社会上没办法用，要重新学。我讲的很多东西跟研究的方法以及各方面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