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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