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