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城市化已主动升级为中国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本轮城市化热潮中，中国选择的是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的新模式。这个模式将以怎样的路径实现，又要逾越怎样的瓶颈？这是我们“城市新生系列报道”所要呈现的。

经济观察报 张邦松/文 “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的首要的条件。”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话听起来像是世博会的宣传口号。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幸福标准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中国人向往成为城市的一份子。在过去的30年里，非城市人群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规模巨大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以低廉的身价成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主力军。

然而，与他们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所做的巨大贡献不相匹配的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被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政策人为抑制了，同样被抑制的还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钱纳里（Chenery）在其经典著作《发展模式》中的论述，城市化与GDP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以钱氏的理论推算，按照2009年中国人均GDP3266美元的标准，中国的城市人口应占总人口数的56%-58%，但实际数字只有46%。

中国控制城市化水平的初衷不难理解，与亚洲很多邻国相似，中国经济一直倚重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然而，正如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使一个观点受到追捧：对外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行将见顶，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国内需求，以维持可持续的强劲增长。

“在此背景下，我们相信城市化可能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以帮助实现持续强劲的增长。”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王庆认为。一直以来，作为工业化的必然后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以一种被动的方式逐步推进，但是，以2008-2009年为分水岭，中国的城市化已主动升级为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在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必将焕然新生，这不仅表现在城市的建设和体量上，更重要的是，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真正考验不仅在于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还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城市化，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