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方雄：市场经济是信任经济，救市十分必要（上）（2）

道德风险的考量

EEO：政府在拯救市场的话，同时面临着道德风险，这两风险政府应该先去考虑哪种风险更重要。

龚方雄：正常的情况下，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在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道德风险太高，道德风险不顾及的话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但这次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我觉得在选择避免系统性风险比避免道德风险更重要。因为系统性风险不能阻止，如果系统风险不能逆转，整个经济也拖垮了，那时候就没有必要谈道德风险了。

美国这次整个来讲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把握还是比较好的，首先不是百分之百的机构都救，有的倒了，有的救了，市场还有不确定性。其次，它是按照资产分类救的，股票其实风险很大，一个机构倒闭了，公司倒闭了，股票是最后受保护的，债券的收益低，但是受保护的程度高，比如公司破产以后先把资产满足债券持有人赎回需要，股票属于是最后。华尔街有句名言就是：“银行从来不会破产的，但是银行的持股人会破产。”就是这个道理。雷曼是股东破产了，但是这个机构本身不一定会破产，政府救这个机构的时候只能像保证它的两房一样，保证债权所有人的权力，两房股跌得一塌糊涂，普通股的持有人受不到保护。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道德风险的问题。

总之，在这种系统性的危机的情况下。美国还是按照市场和金融体制设定的框架在解决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的问题，我觉得整体来讲解决得不错。

大萧条不会再现

EEO：即使美国实行救市，危机还会不会从虚体领域向实体领域转换呢？

龚方雄：应该还是会，金融体制就像血管一样，循环系统出了问题对肌体的伤害肯定是有的，你要把根源治好。现在问题就是不能让这场危机无休止地向下盘旋，如果那样，则有可能造成的就是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所以最关键是要避免大萧条出现。

这次危机会不会让美国重现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我觉得不太可能，没有增长的情况可能出现。1929年股市崩盘以后出现的金融危机，政府没有那么快转移，那时候的政府的反应很少，让市场自己恢复好了。这次政府的反应非常快、非常强。第二，伯南克就是大萧条的学生，他知道了那次的教训，知道事情不能那么慢的反应，市场自身演进下去，市场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怎么演进？像A股没有信心的时候，4000到3000，3000到2000，2000以下都撑不住，那时候就该出手。

EEO：现在你是否觉得中国政府救市晚了一些？

龚方雄：我不是这么看，就这几次事件来看，政府出手还是很果断，很坚决，很适时。至少从外面人看，国际上的投资者都觉得中国政府很厉害。中国能够在最坏的消息出来以后，反应很快实行救市。

但对于之前的减息我有一个看法，减得稍微早一点，大概想保护消费者利益，但是本来就是负利率，这时候再减存款让大家收入上受损失更多。因为放松货币政策也好，减息也好，是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全球对于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没有信心的情况下，你还出手打压银行的赢利空间，等于没有起到恢复信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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