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

　　几天前，美团、饿了么与京东三大平台罕见地同步发声，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承诺抵制恶性竞争、规范促销行为，并提出多项限制补贴的举措。这一动向被业界视为企业对监管信号的积极响应，也被看作是告别行业“内卷”、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重要起点。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现象。从新能源车、光伏组件，到外卖平台、电商领域，中国企业几乎在每一个产业链条上都陷入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价格战与资源消耗战之中。企业为何在明知代价巨大的情况下，仍频繁陷入此类竞争泥淖？产业链龙头企业又为何屡屡对上下游伙伴进行激烈压榨？“内卷式竞争”的根源，究竟是短视的市场策略使然，还是隐藏着更深层的制度性与文化性逻辑？

面对这一困境，我们又应如何应对？是呼吁政策干预，重塑行业规则？还是反思自身定位，寻找差异化路径？是放弃“赢者通吃”的思维模式，还是追求良性竞争与协同发展？

一、“内卷式竞争”的概念和分类

“内卷”一词的语义演化跨越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它最初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中，用以描述一种向内发展的复杂化过程，被视为“进化”的对立面。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古登威泽（AlexanderGoldenweiser）将其引入文化研究，指出某些社会系统在外部空间受限时，只能不断内部加压，导致结构日益复杂但缺乏质变。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戈尔茨（CliffordGeertz）则在研究爪哇农业时，用“内卷”描绘了劳动力持续增加但产出无法提升的经济停滞状态。

将“内卷”引入中国语境的，是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他在《中国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研究中，将“内卷”用于描述中国农业经济中的结构性困境：劳动力持续投入、技术不变、边际产出递减。这一定义强调了“增长受限下的资源过度使用”，为后续将“内卷”应用于经济与社会结构分析奠定了基础。

进入大众语境，“内卷”开始被用来描述职场和教育中的无效努力与焦虑。从2020年前后起，一些观察者开始将“内卷”引入企业竞争领域，提出“内卷式竞争”的概念，用以描述在市场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压价、补贴等方式进行过度竞争，最终陷入“损人不利己”的困局。

在本文中，我们将“内卷式竞争”界定为：企业为了争夺有限市场或维持既有地位，投入大量资源展开竞争，却未能提升效率或带来新增价值，反而造成资源浪费、产业恶化，体现出典型的“边际收益递减”逻辑。这种竞争往往导致整个行业陷入非理性的恶性循环，也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突出现实难题之一。

根据竞争对象的不同，“内卷式竞争”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横向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为同行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即典型的价格内卷。在此过程中，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企业竞相压低售价，甚至将价格压至成本线以下，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服务保障方面的投入能力下降，行业的健康秩序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横向价格内卷的案例频频出现。一个典型例子是电动车行业的“价格大战”。自2023年特斯拉在中国率先大幅降价后，国内本土品牌如比亚迪、蔚来、小鹏、吉利、长城等迅速跟进，掀起全国性降价潮。多数品牌为维持销量被迫不断调低售价，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显著下滑，给电动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明显冲击。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光伏组件行业的价格战。从2023年下半年起，为清理库存、抢占订单，众多企业开启激烈降价竞争，组件价格短期内从每瓦1.8元跌至1.1元甚至更低，跌幅超过30%。许多企业因无法承受亏损被迫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大批员工因此失业，行业结构受到重创。

第二类是“纵向内卷式竞争”，指的是产业链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市场优势对上下游企业施加压力，通过压价、延迟付款、设置苛刻标准等方式，将成本与风险转嫁至中小企业。这类“收割产业链”的行为，不仅侵蚀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还限制了其研发与创新能力，最终可能使整个产业链陷入“低质—低价—低效”的恶性循环，并增加供应链断裂的系统性风险。

例如，国内一家知名电动车品牌，曾长期利用其市场地位要求供应商降价，同时通过电子账单延长付款周期，甚至推迟数月支付。这种做法严重压缩了供应商的现金流，导致部分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一些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如电控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商，被迫放弃原定的研发计划；更有甚者因现金流断裂而倒闭。这种行为在短期内看似降低了整车厂的成本，但从长期看，实际上削弱了产业链的整体稳定性和自主创新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这两类“内卷式竞争”往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织、相互强化的。在很多案例中，横向与纵向的内卷现象同时发生。例如，此前我国外卖行业曾爆发一轮大规模价格战，几家头部平台一方面投入巨额补贴展开横向价格竞争，另一方面又要求平台内的餐饮商户共同承担部分降价成本。这种平台补贴属于横向内卷，而强制商户让利、转嫁降价压力的行为，则体现出明显的纵向内卷特征。

二、“内卷式竞争”的成因

“内卷式竞争”绝非简单的企业博弈，其出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六方面尤为值得重视：

（1）内外部需求的收缩

如前所述，“内卷”往往源于外部发展机会的受限。在市场竞争层面，这一逻辑对应于需求的萎缩，而其背后是内外部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外部贸易环境的恶化显著压缩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空间。长期以来，全球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了规模扩张与盈利积累的红利，特别是加入WTO后，通过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中国逐步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枢纽。然而，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加之新冠疫情后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显著上升。欧美主要经济体推动制造业本土回流、强化本地供应链体系，提升了中国出口的进入门槛；同时，在新能源、半导体、通信等关键领域，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和投资审查。这些外部障碍显著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外贸空间。

另一方面，内需层面的结构性困境也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张能力。自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消费信心受到收入增长放缓、房地产低迷等因素影响而长期疲弱，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下降。中产扩张减缓带来的“消费降级”趋势，迫使原本依赖“消费升级”的企业转向低价战略，价格竞争随之加剧。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之间争夺有限市场份额，“内卷式竞争”成为非理性的“理性选择”。

（2）地方产业政策的推动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与GDP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紧密挂钩。这一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推动产业项目迅速落地，以形成短期可量化的增长。在中央倡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等行业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争夺重点。

为抢占先机，各地竞相出台扶持政策，为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土地资源、税收优惠等支持，企业在初期便可享受大量政策资源而无需承担过度产能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种“抢政策红利—大干快上”的逻辑刺激了企业大规模扩张，也加剧了行业价格战。

更为突出的是，地方政府评估企业时往往以产值、销售、就业等指标为核心，进而诱导企业为争取地方支持而牺牲利润、转向“以销量论英雄”的策略。在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设备等领域，企业频繁压价交付、牺牲供应链利润、补贴下游用户，以求赢得“链主”地位。这些做法虽在政府视野中构成“政绩”，但从市场逻辑来看则是“自毁式竞争”。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承诺的补贴和信贷支持设有时间窗口，企业需在短期内达成规模或占有率目标，才能兑现政策条款。这推动企业以低价抢单、亏本投标、提前释放产能，最终引发“卷价格—卷成本—卷速度”的恶性循环，也埋下系统性产能过剩与效率低下的隐患。

（3）超大规模市场的诱导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与制造体系，且地域壁垒相对较低。在这一环境下，一旦企业在某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便可迅速获得全国份额并形成强大规模壁垒。正因如此，“赢者通吃”的竞争预期在许多行业深入人心。

为迅速建立垄断地位，企业往往在发展初期采取激进策略：压价促销、亏本扩张、高密度渠道下沉等成为常规手段。这种以牺牲利润换取份额的策略，在电动车、光伏组件、家电等领域屡见不鲜，其核心逻辑是：只要最终能赢得全国市场，就值得承受前期亏损。

与此同时，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推进，地方保护主义逐步被削弱，原本依赖地方保护的小微企业面临强势品牌企业的跨区域挤压，不得不卷入激烈价格战。相较于欧美分散市场的本地化保护机制，中国的全国统一市场结构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为激烈竞争提供了温床。

（4）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的放大

从微观角度看，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也是推动内卷的重要机制。

规模经济意味着产量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为获得先发的成本优势，企业有动力主动压价扩大市场。一旦龙头企业率先实现规模优势并整合上下游，就可将低价变为持久优势，迫使其他企业即便不愿也不得不加入价格战。

网络效应则体现在平台型企业中最为显著。用户数量越多，边际获客成本越低，客户积累反过来增强平台黏性。一旦客户规模跨越临界点，便能迅速形成垄断。这种“规模驱动垄断”的效应，使得平台企业在初期普遍通过补贴、低价吸引用户，待用户基数稳定后再实现提价盈利。外卖、网约车等行业的补贴大战，背后均是这一逻辑。而在“获客优先”阶段，整个市场被深度裹挟进价格内卷中。

（5）金融估值的扭曲

在企业行为的背后，风险投资和二级市场的估值逻辑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一级市场中，“增长性”通常优先于“盈利性”。只要企业能展示快速扩张潜力，便有望获得后续融资。这一机制诱导企业通过补贴用户、低价倾销、广告烧钱等手段换取增长数据，“讲好故事”成为获取资本青睐的关键。

此外，不少融资协议中设置了严格的对赌条款，若企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上市或达到特定估值，创始团队将面临赔偿义务。这种刚性条款进一步推动管理层将注意力集中于短期扩张，即便以牺牲利润、员工福利、供应链稳定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融资驱动的“内卷”最终传导为市场、价格、劳动层面的全面竞争。

与此同时，部分上市公司为了迎合二级市场的“增长幻觉”，持续通过低价策略维持表面繁荣，使恶性竞争在资本估值体系中被合法化、制度化。这种以估值为导向的战略选择，正在成为内卷趋势中一股深层而破坏性的力量。

（6）传统文化的影响

除制度与市场因素外，中国企业深陷内卷还受到文化层面的长期塑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薄利多销”的经营哲学。这一理念在市场初期供给不足、人口红利突出的阶段具有现实意义，但在当下人口红利减弱、消费多元、市场饱和的情形下，却演变为“以低价求生存”的惯性。

不少企业在面对竞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提升附加值或优化产品结构，而是削减成本、主动打价格战。当这种策略成为行业“共识”，便会转化为“谁不降价谁出局”的文化逻辑，催生非理性的价格竞赛。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勤劳”的高度推崇与“多劳多得”的朴素信仰，也强化了“内卷即美德”的社会评价机制。加班被视为奉献、低价被视为担当，利润让渡被看作务实。这种“勤奋神话”往往掩盖了对结构效率与制度创新的深入反思。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逻辑也影响到政策评价与公共舆论。一些地方政府在评估企业时，偏好那些“规模大、速度快”的项目，而非“利润优、结构稳”的模式型企业。这种结构性的“文化内卷”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形成一整套自洽却内耗的“内卷回路”。

三、如何应对“内卷式竞争”？

基于前文对“内卷式竞争”六大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现象并非源自企业自身的短视行为，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破解企业内卷既不能寄望于个别行业的自律，也不能依赖政府短期的行政干预，而必须推动一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系统性转型工程。具体而言，以下六方面的工作尤为关键。

（1）培育内外部需求

当前中国企业“内卷”的核心根源之一，是总需求不足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内需压力。缓解企业的“低价焦虑”，首要之举在于扩大有效需求。

一方面，国家应持续推进“需求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激发新兴消费潜力，特别是在银发经济、绿色消费等领域，加快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升级，提升市场容量。

另一方面，需要从制度层面重建消费信心。这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房地产预期等措施，以提高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强企业的销售预期和创新意愿。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改革应成为调动内需的核心抓手。社会上可转化为消费的资源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过去的钱”，即居民储蓄；二是“未来的钱”，即信贷可得性；三是“沉睡的钱”，即集中于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极低的财富。激活这三类资源，需要在财税政策、收入再分配和信贷体系方面开展协同改革。例如：通过推动储蓄向消费的合理转化、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信贷可得性、对高收入群体实施更有效的税收调节（如财产税、遗产税等试点），以实质性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与此同时，面对外部市场不确定性，中国企业也需加快“走出去”步伐，拓展多元出口渠道和国际合作机制。深化“一带一路”市场本地化，增强与东盟、中东、非洲等区域的产业链协同，逐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更关键的是，应引导企业由“规模优势”向“系统效率”与“技术控制力”跃升，摆脱“低价换订单”的路径依赖。

（2）重构产业政策与地方激励机制

地方政府的招商导向和产业政策，是内卷竞争的重要诱因之一。对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改革政绩考核机制，从“增量导向”转向“高质量导向”。中央可通过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引导地方将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科技含量、人均产值等纳入考核维度，减少“拼规模、拼产值”的激励偏差。

其次，建立全国性的产能预警和产业协同机制，特别是在新能源、光伏、锂电池、汽车制造等领域，应由工信部联合行业协会设立跨区域协调平台，发布供需预警数据，规划产业合理布局。同时，应强化产业退出机制，通过差异化环保标准、融资约束、能耗指标等手段，引导落后产能和重复建设企业有序退出。

再次，提升地方产业政策的透明度与可问责性。建议建立招商承诺履约评估制度，约束“跑马圈地”式的资源投放与激励错配，防止企业因短期政策刺激而进行非理性投资，从制度源头削减“内卷”激励。

（3）重塑统一市场的竞争边界与激励结构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所带来的“规模诱惑”，在没有配套制度规范的情况下，极易演化为“快者为王”的低效竞争格局。为此，应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施路径进行优化：

首先，引入多元化的竞争评价维度，在现有财税、统计与绩效体系中纳入技术成熟度、服务质量、绿色绩效、客户忠诚度、供应链韧性等非价格指标，推动“拼价值”取代“拼价格”。

其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建议在司法层面明确低价倾销、掠夺性补贴、价格歧视等行为的边界，借鉴欧盟反倾销机制，建立成本线以下竞争的红线。同时鼓励行业协会制定最低价格标准，保障市场秩序。

再次，设立“战略缓冲机制”。对于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应建立适度准入门槛、容忍合理利润区间，控制市场投放节奏，避免初期即陷入全面竞争。特别是在平台经济、智能制造、数字产业等领域，可通过公共采购、引导基金、示范工程等手段，扶持创新而不催熟，形成“慢变量增长”的战略节奏。

（4）引导规模效应与规范平台治理

在平台经济和产业集聚中，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本为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但若缺乏制度约束，也可能演化为“结构性压制”。

首先，应健全反垄断体系，关注平台通过数据壁垒、算法锁定、资本并购等手段形成的非价格性垄断行为，防止“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固化。

其次，应通过标准制定、政府采购、首单补贴等政策工具，鼓励多样化技术路线与中小创新主体，避免“唯一主流路线”形成产业路径依赖。

再次，探索在重点行业试点“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对获得重大市场份额或公共资源支持的企业，应定期接受第三方评估其对产业链生态的影响，防止“头部独大”演变为系统性失衡，推动形成“多元共生”的产业格局。

（5）改革金融估值逻辑

资本市场的估值机制对企业行为具有深远影响。当前“增长导向”的估值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业的“内卷化”，因此需系统性引导金融逻辑转型：

首先，引导投资机构由“市场份额驱动”转向“价值创造驱动”，将技术壁垒、现金流质量、客户黏性、治理结构等纳入估值考量。监管层可通过完善上市标准、鼓励长期股权投资、优化VIE架构等方式，扶持“长期主义”企业。

其次，强化对赌协议、超额激励等融资结构的监管，防止企业为达成短期估值目标而采取价格战、夸大数据或伤害长期价值的策略。可参考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市场在融资合约规范方面的经验，提高对“可持续成长型企业”的识别能力。

再次，应培育“耐心资本”与“战略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国家引导基金等长期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优化当前以VC/PE为主、周期偏短的投资结构，避免企业为赶上融资窗口而自我透支。

（6）强化文化引导与组织治理

破解“文化内卷”的隐性力量，既需企业层面的治理转型，也需全社会的价值重构：

首先，通过商学院教育、行业协会引导、媒体公共传播等方式，推动“高质量增长”“生态发展”“长期价值”等理念进入企业决策层，弱化“销售额至上”“KPI崇拜”的短期文化。

其次，推动企业治理机制变革，构建以客户留存率、技术更新率、组织协同度等为核心的长期绩效激励体系，提升管理层对“健康增长”理念的认同与承诺。

再次，政府可设立“价值导向型企业”评估与表彰机制，在融资支持、市场准入、政策倾斜等方面给予鼓励，树立不以压价、不以拼人力为特征的新型企业典范，逐步淘汰“靠苦劳生存”的传统发展模式。

结语

真正的高质量市场经济，不应是一场无谓消耗战，而应是一场激发创新力、组织力、责任感的良性竞赛。唯有当企业之间的竞争从“价格极限”回归到“价值极限”，中国市场经济才可能实现从效率导向到韧性导向的跃迁，从疲于奔命的内卷走向可持续的自我超越。这场转型，注定艰巨，但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