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溜/文

一

1989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26岁的女艺术家肖鲁在中国美术馆里布置她的装置作品《对话》，这是她作为浙江美院油画系学生的毕业作品。

两个月前肖鲁接到邀请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肖鲁的作品被安排在美术馆一楼东大厅进门第一展厅。帮她布置的是唐宋，唐宋也是应邀参展的艺术家。

下午2时左右，《对话》布置完毕：两个并列的、相距不到一米的玻璃电话亭，电话亭里各有一男一女打电话的背影——实际上是两张放大到与人身等高的照片，俩人应该在通话，但电话亭之间的红色电话机，话筒从桌上垂下来，孤伶伶地悬挂着，似乎可以听到那嘀嘀嘀的忙音……

晚上10点多，住在三姥姥家的肖鲁辗转反侧，她起来给李松松打了个电话。李松松感觉电话里肖鲁的声音有些慌乱：“听说现在风声很紧，打枪这事打不打？”

李松松一听不无失望——15岁的少年觉得打枪这事挺好玩的——他说，“哎呀，都决定了，还是做吧。”

肖鲁说，“反正明天你先把枪拿来，然后咱们到时候看，是打还是不打”。肖鲁答应次日中午请他吃饭。

2月5日，大年三十上午，李松松跟家里人说他要去看个展览，家里人问他中午是否回来吃饭，他高兴地答，“不了，肖鲁姐姐说请我吃饭，约好了”。他穿了件羽绒服，羽绒服左边的内兜里揣着一把手枪，枪里有三发子弹。10点左右，他骑车到了美术馆，10点45，见到肖鲁，就在走廊边上，很多人走来走去的地方，李松松把枪递给她，并教她怎么用——一拉枪栓，子弹上膛，就可以用了。

肖鲁将枪揣在怀里，去找策展人汇报情况。肖鲁找到侯瀚如说了开枪的想法，侯瀚如说，再等会儿，等人少点儿再打。

11点，穿一身军大衣的唐宋也到了。肖鲁告诉他枪拿来了。唐宋很兴奋地说真的拿来了，他又问了一句，肖鲁你怕不怕坐牢。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他说那好，那就打吧，观众们从《对话》装置近前退到五六米远。肖鲁对李松松说，这是唐床。唐李二人匆匆握了下手。

11点19分。黑衣长发的肖鲁摆好姿势，右手握枪举至齐肩，其他人呈“U”形聚集在她的左右和身后。她直视着装置中电话机后面的镜子，枪口对准镜中的自己。手指扳动，肖鲁朝镜中人开了一枪。唐宋叫道“再来一枪！”肖鲁又开了第二枪。

因为是在室内，枪声非常响，而且突兀。人群潮水般地涌向这个展厅，又涌向美术馆大门。

开完枪后，肖鲁急急转身寻找李松松，李松松看到她“满脸通红，完全像西红柿那样”，她穿着半高跟的皮鞋，“哒哒哒”地快步跑到李松松跟前，把枪塞给他，李松松把枪放回衣服的内兜里，那里头还有一发子弹。肖鲁冲他连着大声喊了两遍“松松快把枪转移”——用的是当年地下党的措词。

枪声刚落，旁边的便衣就把唐宋抓了起来。此时，刚把枪交托出去的肖鲁躲进了另一个作品《东西南北》中的黑盒子里。接着在几个人的护送之下，她从后门溜出来，过马路，钻进百花美术用品商店。

11时30分，隔着商店的玻璃窗，肖鲁望着五四大街对面的中国美术馆，内心惶惶不安。这时她看到唐宋被穿军大衣的警察押着，从美术馆台阶上走下来，走过美术馆广场上“不许掉头”的标识，然后被押上警车带走了。肖鲁觉得真闯大祸了。

这个时候，只有15岁的少年李松松像没事人儿一样揣着枪把美术馆其他展厅的作品都看了个遍，在最后一个展厅，工作人员正在喊“都出去，闭馆了，出事了”，他问那个人“为什么闭馆”，那人说“出事了，你不知道，那边都打枪了”。这时差不多是十二点了。李松松出来，看到有很多车开到了美术馆前面的广场，其中有一辆是公安部的车，“那时公安部的车有那个牌子，‘A’字号的”。那辆车开到台阶口时，李松松正好下台阶，从那车上跳下来一男一女两名中年人，这两人急匆匆地跑上台阶往里冲。

看到这个宏大场面的时候，李松松这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他感到很无聊，没事可干，到中午了，他本来跟肖鲁约好了吃午饭的，而肖鲁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了。

二

几个月前，肖鲁就动了开枪的念头。

《对话》创作于1988年冬天，当时肖鲁有个男朋友，不顺的感情生活给肖鲁带来很多困惑和失落，她觉得男女之间的交流极为困难，于是她做了这样一件作品：一对男女在通电话，然而中间悬空的听筒却表明了对话的不可能。

作品完成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的老师宋建明去看了，他的建议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至于如何“破”，要既不能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因此速度很重要。他们谈到了用枪，但对可行性没有什么把握。

“破”字和开枪的想法，从此在肖鲁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开枪这一行为所具有的暴力性，暗合了她内心汹涌的极端情绪。之前她只在大学军训时打过一次靶。

不久后，肖鲁向浙江省射击队沙勇提出借枪。在事先没约定的情况下，某天沙勇带了一把枪直接过去找肖鲁，他向队里借枪三个小时，然而他怎么都找不到她，三个小时后，沙勇把枪还给了射击队。

因此在1988年冬浙江美院的毕业展览上，肖鲁开枪的想法未能实现。

1989年1月下旬，得知《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肖鲁从所在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回杭州安排托运作品之事，在杭州“方舟酒吧”偶遇唐宋，之前她与唐宋并不熟识，他们在酒吧聊了起来，谈到各自的作品。

肖鲁告诉他自己有朝《对话》开枪的想法。唐宋觉得这想法不错，“你敢不敢到中国美术馆去打两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肖鲁答道。她说她北京有一个哥儿们李松松，他好像就有把枪。

李松松的爷爷和肖鲁的外公是抗日时的战友，两家是世交。1979年肖鲁到中央美院附中上学后，经常去李松松家，并开始教李松松画画。那时李松松七八岁，给肖鲁亮过一把枪，那是李松松奶奶在战争期间缴得的战利品。

肖鲁的打算是，要是到北京后李松松能给她借把枪，她就打。

酒吧会面之后，肖鲁随即到了北京。她去找李松松，见到了多年没见的小哥们，李松松在上中央美院附中一年级。当时有其他人在场，肖鲁没有说借枪的事。

后来俩人一起坐电车，在电车上，肖鲁问李松松能不能搞到枪。当时电车在府右街站和西四站之间的路上正好拐个弯，李松松说，“我正好有把枪”。

那把枪是李松松从他奶奶那儿偷出来的。那是把自动手机，枪把上有颗五星，什么型号如今已没人记得。前一年夏天，他把它偷出来玩，在玉渊潭打过两枪，半年来都没被家里人发觉。

李松松问肖鲁拿枪做什么用。肖鲁说了参展的事情，李松松觉得这事一来与艺术有关，二来“咣咣”打两枪，挺刺激的。

于是李松松满口应承下了借枪的事。

三

1989年2月5日上午10点45，李松松顺顺当当地把装好子弹的手枪递到肖鲁手里，到此时为止，除了肖、李、唐三人外，其他人包括美术馆和策展人都对即将发生的枪击事件一无所知。

这一天，“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三个楼层、六个展厅。展览目录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算起，已有半个多世纪，其历程极为坎坷。直至近年，严格地讲是从1985年以来，现代艺术方在中国衍为激流，酿成运动。这个展览就是这一蓬勃运动的总结和检阅。”

评论家称，这是中国前卫艺术前所未有的一次集体亮相，前卫艺术首次“占领”官方最权威的中国美术馆，是前卫艺术可以公开存在的重大象征。

美术馆前的广场上到处是“不许掉头”的标识，布的，纸板的，不许掉头是叛逆的前卫艺术家们的口号。艺术青年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幅的布幅做成的标识上。

美术馆里很热闹，上演着各种行为艺术：现场孵蛋，现场洗脚，现场卖对虾，现场撒放避孕套，现场出现三个白衣人……一名男青年正坐在草垫上“孵蛋”，套在脖子的白纸上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

吴山专卖的对虾比市场价便宜很多，很多人纷纷抢购，美术馆馆长刘开渠一下就买了30元的对虾。经济警察出现了，当警察正在给私自卖对虾的吴山专开出一张20块钱的罚单时，吴山专反应很快地在小黑板上写下“正在盘点”的通告，这一意外事件成为行为艺术《大生意》的一部分，同时也宣告了它的收场。

温普林则请了不少人扛着摄影机到各展厅录像。摄像机完整地录下了枪击 《对话》装置的全过程，开枪前肖鲁和其他人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置，两枪相距时间不到一秒，在玻璃上留下了一大一小两个枪洞，开完枪后肖鲁迅速地转过身，急急地钻进人群，接下来就不见她的人影了。

中午12点，美术馆宣布该展览暂时关闭，馆内的人员也全被劝离美术馆。

肖鲁看着唐宋被逮走，她惊慌极了，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引发这样的后果。从百花商店出来后，她茫然地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北京饭店找浙江美院的一位外教万曼（现已过世）。万曼教授是她非常信任的人，她把情况跟他说了，万曼正色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你不应该找我”。

肖鲁失望地从北京饭店出来，坐车来来回回地经过美术馆广场。有一回她看到广场左边出现了四辆闪着警笛的军用吉普车和两辆面包车，从上面下来了一些带钢盔的防暴警察。人群从美术馆里被赶出来，聚集在美术馆广场上。

又一次经过中国美术馆时，“广场上‘不许掉头’的黑色展览标志横幅已经不见了，人们从广场上被赶到大街上，空旷的中国美术馆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影，一种无声的肃穆”。

此时在杭州，肖鲁的父亲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说需要一张肖鲁的标准照片，将要用在颁发的全国通缉令上。肖鲁决定去自首。

下午4点左右，肖鲁坐公共汽车来到美术馆前。她在美术馆旁边的小花园碰到李松松，李松松用自行车带着肖鲁骑了一百米左右，到了美术馆门口，肖鲁下车，李松松一直目送着她，“冬天的西边的阳光暖暖的照着美术馆，她就一直往里走，上了台阶以后好几个警察就涌过来了，然后肖鲁可能是跟他们说了一两句话，结果‘呜——’就把她拥进去了，我一看，哦，好了，我就走了”。

肖鲁对门口的警卫说的是“我是肖鲁，我要到里面去自首”。门口摆着一个告示牌，“现代艺术大展因故停展”，是这次展览的主要策展人粟宪庭于下午四点写的。

警卫放肖鲁进去了，她穿过空无一人的美术馆广场，被带到一间满是警察的屋子里，一位中年警官问了一些关于开枪的情况。一名女警官把她带进一个小房间，搜身，按手印，拍照等等。

傍晚时分，肖鲁上了一辆警车，警车开到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先是接受了一番审讯，审讯的警官问枪是哪儿来，肖鲁说是李松松那儿的。审讯结束后，那位警官拍拍她的肩膀说，“我儿子正在学画，我真怕他将来学出来，也去干你这种事。姑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学画怎么学出个打枪来。”

走出审讯室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另一头，一个人正从一扇门里走出来，肖鲁一下子认出了那个人——是唐宋！唐宋也刚接受完审讯。二人以非法携带枪支罪被罚以五天的行政拘留。

俩人面对面的走着，在一个拐弯处，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唐宋望着我，我望着唐宋，他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就在那一瞬间，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一个简单的微笑，把我的紧张情绪融化了”。

唐宋的那一笑让肖鲁感到很塌实，“一种浪漫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四

大年三十晚上，肖鲁被带到了女囚室，同屋有两名女犯。除夕之夜，肖鲁把自己的那份饺子让给了那两名同屋。她累得早早就睡了。夜里被人推醒，屋子铁门上的小窗口打开着，一张又一张老人的脸从小窗口飘过。其中有一位对她说，“姑娘，就是你打的枪，害的我们整个年都没过好。”事后她听看守说，那些老人全是大官。

大年初一、初二，她在跟同屋女犯打扑克中度过。初一早晨，李松松全家准备出门看电影，这时他父亲接了个电话，接完他对儿子说，“松松，公安局现在说你不能随便出去，你要在家呆着”。李松松在家被扣了三天。

那两天，各大报纸包括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登出了一条很小的消息，内容是肖鲁、唐宋在中国美术馆制造枪击事件被收审。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国外媒体更是有诸多报道。

2月8日，大年初三，肖鲁和唐宋同时被释放。肖鲁打电话给中央美院附中上学时的好朋友那东燕，那东燕来到拘留所，跟肖鲁紧紧拥抱，并在肖鲁的释放单上签了字。随后，三人去一家小餐馆吃饭，由那东燕请客。那是肖鲁最后一次见那东燕，后来那东燕由于感情问题自杀身亡。

2月10日，在经过四天半的停展后，中国美术馆重新开展。肖鲁和唐宋一起来到美术馆，肖鲁觉得经过那一枪后，前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在门口，他们遇到展览筹委会的费大为，费笑着对肖鲁说，“告诉你们，‘美国之音’当天晚上就广播了这条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枪。当心点！记者们可要把你们给压扁了。”

下转52版

上接47版

　　肖唐二人进馆被不少记者拦住，问题集中于一点：你为什么要打这一枪？肖鲁从未面对过如此大的场面，她不知道如何作答，而唐宋应付自如地替她挡驾。

当晚，肖唐应邀到 《中国美术报》编辑部跟粟宪庭聊天。粟宪庭为这两枪非常激动，他原本对这次现代艺术大展颇不满意，“因为它是回顾性的，是从85年就开始准备，一直做不成，后来才做成，做成的时候所有作品都是旧作品了，就变成回顾性的了”，但是枪击事件“等于是在现场又重新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一下子真正把它变成个前卫艺术了”。

唐宋和粟宪庭谈了一夜。

第二天，肖唐去中央美术学院找肖鲁的同学居奕，在美院教师宿舍里，他们被一帮人缠住，要求他们聊聊那两枪。唐宋侃侃而谈，从社会、政治、法律等语境阐释开枪这一行为。肖鲁没有说话，她做《对话》装置及朝它开枪的动机跟这些毫无关系，只是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而个人情感，仍是一个非常私密化的区域，她没法开口。唐宋后来对肖鲁说，“你把一个很伟大的作品说小了”。

她彻底失语了。

晚上，肖鲁和唐宋找地方过夜。肖鲁找到老同学王友身，要借两间宿舍。王友身说，“干嘛要两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你还跟我装什么蒜？”王友身不由分说地只给了一把钥匙。

那天他们好了。

五

肖唐二人为什么会这么快被放出来？有一个说法是这件事捅到了中央，在政治局当班的领导人下令放人。当时相对开明的政治氛围无形中救了他们。肖唐及李松松三人的高干家庭背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松松的爷爷为此事作了检查。

肖鲁后来说，“如果在一个法律健全的国家，我和李松松是会被判刑坐牢的……也正因为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法律观念，而也正因为中国法律的不确定因素，才导致了这件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及法律的弹性等等”。

2月，《中国美术报》第11期刊登了栗宪庭的文章《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两声枪响就成了新潮美术的谢幕礼……唐宋和肖鲁的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临界点’即前卫艺术家所寻找的强加给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样式的范围极限。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精神，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象。”

文中认为枪击事件作者是 “唐宋、肖鲁”。

批评家尹吉男在《独自叩门》一书中甚至认为是唐宋开了那两枪。对这一切，肖鲁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十五年后她与唐宋的爱情结束。

那两声枪响令现代艺术大展的其他作品黯然失色，别的参展艺术家都为此很泄气。张培力、吴山专、李群曾到粟宪庭那儿聊天，谈起枪击事件都特别懊恼，粟宪庭说，“吴山专那天在那卖虾卖得很激动，觉得卖虾很刺激，枪一响什么也不刺激了”，“那两枪把其他人都毙了”。

从后来的情况看，那两枪不仅成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而且重新把前卫艺术推到边缘的境地，它的极端与激进已经越过了官方可以容忍的“临界点”。此后十数年间，前卫艺术再也没能进入官方美术馆的展厅。

枪击事件也让肖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自此后她从艺术界失踪，消失多年。

1989年12月，肖鲁和唐宋出国去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们的生活一度极为困窘，生活一向优越的肖鲁不得不学会做饭，学会收拾出一个整洁的家。当兜里只剩下十块钱时，她不得不到红灯区的街上替人画像，她的第一个顾客是个变性人，“喉结明显，汗毛很粗，胸鼓鼓的，穿着长丝袜”。对方问她是不是新来的。肖鲁画得浑身满手是汗。

2003年，肖鲁与唐宋分手。在给朋友的信里肖鲁这样写道：“这十五年来，他不要婚姻，不要孩子，我都接受了。我是把爱情当作一种人生理想去实现，我把他看的很重很重，我是真正做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分手后的肖鲁开始说出当年枪击事件的详情、她开枪的原始动机。她认为自己是《枪击事件》的惟一作者。

2003年10月19日，肖鲁推出了新作《十五枪……从1989-2003》，她像一个愤怒女神，朝着十五张当年她向《对话》开枪时的正面照片，开了十五枪，子弹打在照片中的肖鲁的额头上、脸上、眼睛上……

她说，“十五年前的开枪是对着镜子里的我，而今天的开枪是对着真正的我自己”。

在《关于十五枪：从1989-2003》的阐述中，肖鲁说：“十五年前，当我在中国美术馆打了那两枪之后，我和他从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出来，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从1989年到2003年，我们整整走过了十五年。”

“今天，我又一次举起枪，面对着我自己，一年一枪，整整打了十五枪……”

“我们结束了。”

六

2007年7月，肖鲁刚刚搬进北京东营艺术区，有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枪击 《对话》及《十五枪》的大幅照片。去年在嘉德拍卖会上，《对话》以231万元卖出。

她仍是一头长黑发，穿着宽松的长裙，覣着拖鞋，趾甲涂成绛红色。每天中午起床，有一位保姆照顾饮食。

肖鲁1962年生于杭州，父母都是画油画的，父母希望肖鲁也学油画，但肖鲁更愿学跳舞，她学了芭蕾，小学五年级一次意外摔伤了腰，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后，她开始学画。

照片上的小女孩秀气、安静，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儿。父母特别溺爱她，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长大，这使得她的情感非常脆弱，“在别人那儿没什么的小事，到我这儿就放大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到17岁终结。

17岁时她离开家到北京的中央美院附中上学，父母特别想要保护她，他们为她安排未来，给她介绍的对象是最好朋友的孩子。她习惯了被保护，也接受着父母的安排。当她在感情中一再受到伤害后，她对父母产生了不信任，怨恨，任性，并反抗。她觉得正是父母的过度保护和安排，造成她感情的一次次失败。

1984年，22岁的肖鲁回到杭州读浙江美院油画系，此时她父亲已是浙江美院校长。有一位给了她极大影响的人就是她后来在枪击事件之后曾求助的万曼。万曼是法国人，在浙江美院有间壁挂工作室，“当时老外在国内很得宠的”。大二时，肖鲁请万曼看她的作品，她所有得意的作品。但万曼看了后说，“把它们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吧”。肖鲁被否定得一塌糊涂，“可能当时中国太封闭了，他说毕加索、塞尚都过时了，而我们觉得很新了，很了不起了”。

万曼对她说，“不要用一种形式表现，世界这么大，任何材料都可以用”。万曼为肖鲁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从此她开始尝试用材料作装置。

她的毕业作品参加现代艺术大展时，她还只是一个无名的小画家，枪击事件让她一鸣惊人，然而她说，“那件事我的最大收获是爱情”。

当十五年的爱情结束，她开始怀疑爱情，“两性中充满了控制与被控制”，“我的前半生，是以男人的愿望来塑造自己，为了得到爱完全放弃自我”。

现在肖鲁觉得自己活开了，她做了一个人字书架放在工作室里，两个体积差不多、质地相同的立方体斜靠在一起，肖鲁说，“这是我理想中的两性关系，两个体积相等的钢结构，构筑一个大写的‘人’字，它们是平等的，又互相支撑。”

斜身靠在人字书架旁，她笑着说，“我不敢保证自己还会堕入情网”。

（感谢肖鲁与粟宪庭就枪击事件在网上公开的大量资料）

“破”字和开枪的想法，从此在肖鲁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开枪这一行为所具有的暴力性，暗合了她内心汹涌的极端情绪。之前她只在大学军训时打过一次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