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225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1985年由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简称经济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而成。这三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有决策咨询的时代，也反映了当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经济中心侧重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技术中心侧重研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而价格中心被单列出来，显示了物价关系着改革命运和国计民生的特殊地位。

让我们回顾一下，是谁在领导和主持最初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向国务院领导负责的呢？他们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干事薛暮桥 （1906-2005），副总干事马洪（1920-2007）、廖季立（1915-1993）、周太和（1914-）、吴俊扬（1918-1999）；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干事马洪，副总干事孙尚清（1930-1996）；价格研究中心的总干事薛暮桥，副总干事刘卓甫 （1911-1993）。此外先后担任常务干事和副总干事的还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经济中心有孙冶方（1908-1983）、许涤新 （1906-1988）、钱俊瑞 （1908-1985）、廖季立 （1915-1993）、梅行（1919-2000）、马宾（1915-）、徐雪寒（1911-2005）、季崇威 （1922-2001）等。

在三个中心中，德高望重、最有影响力的人有几个共同特点：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忠诚于自己的理想；是计划制度的缔造者，同时又是最早觉悟的人，对旧体制有深刻的批判。他们中有几位老计委，像薛暮桥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吴俊扬曾任计委综合局局长、计委委员，廖季立曾任计委的局长，还有担任过陈云秘书的周太和——而陈云被称作中国计划经济之父。正是这样一些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深刻联系的人，如今要脱胎而出，在改革来临之际，站到一个亲手拆毁旧制度、为尚不明了方向但注定是为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建立探路搭桥的位置。不用说，他们的咨询意见一定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可以说，在共产党内历经考验活下来的都是超人，他们的人生个个传奇。比如早年学生物的刘卓甫，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云南省省委书记、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并且还擅长打篮球，且球技非同小可。1936年，他还作为篮球运动员参加了柏林奥运会。据传姚依林副总理曾开玩笑说，“刘卓甫是惟一见过希特勒的中共党员”。而上列名单中如今健在、被视为“左”派精神领袖的马宾，在东北解放后，出任鞍钢总经理，后去苏联西伯利亚一所大学读了五年冶金专业，相当于副博士。1960年，他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性技术革新和革命，被毛泽东称为“鞍钢宪法”、“马宾宪法”。

本文将聚焦于三个中心的“大哥”——最先成立的经济中心。1980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决定，建立一个由经济专家和学者参加的非行政性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薛暮桥受托筹建经济中心。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要组织在京的研究单位加强经济问题研究。当时国务院部委所属和中央级经济研究院所一共有18家。所以，1980年8月新成立的经济中心聘请这18家的负责人为常设成员。国务院领导在国务会议上出题目，经济中心就凭借其影响力和关系组织各部门研究，拿出意见，上报领导。所谓影响力，其实只是薛暮桥等人物的影响力，而非一个新生机构的影响力。

我看到一个长长的清单，罗列着经济中心最初两年的研究报告，涉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1980年9月）、《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1981年6月）、《关于银行体制改革的意见》（1981年10月）、《关于税制改革的意见》（1981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提要》（1982.2）、《关于工业改组和联合》等从1980-1982年他们上报国务院的80份报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几个重要领域的改革意见，比如，关于利改税的财政改革，为企业改革铺了路；建立中央银行的金融改革，奠定了新银行制度的框架；打破独家经营，提出联合经营的外贸改革，成为1990年代后中国外贸崛起的起点之一；研究纺织品价格调整，打破了把稳定物价当作冻结物价的陈旧观念，是走向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一步。在经济中心短短的五年历史上，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探索和贡献，是后人难以估量、文献也难以充分记载的。因为，他们帮助不同的部门制定改革方案，常常不以经济中心的名义出现。薛暮桥一再强调，中心是研究咨询机构，不是职能机构，要尽量超脱。

虽说经济中心的一些老人当时已经是70岁上下的年纪，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到达了人生的一个巅峰状态，深思熟虑、强烈的事业心，做事经验，以及圆通的人际关系。然而，他们意识到，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非一代人所能完成，他们的作用只能是承上启下。

1984年，在经济中心的整党中，年轻人提了一些意见，认为经济中心的领导集体不够强有力，对决策部门的影响似乎在减弱。矛头并非简单地针对中心领导层，但是以薛暮桥为代表的中心负责人，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契机，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和创造，使当年的青年和今天的我们为之感动。

此时，薛暮桥已年近八十。他给马洪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1919-）、周太和写信，提出三个考虑：一是请马洪统管三个中心；二是请体改委党组接管领导；三是调入年轻一些的干部，比如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1923-）等。他写道：“如果这三条都做不到，那就只能抱残守缺，连我在内，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有多少热发多少光。”薛暮桥找每一位青年谈话，听取意见，并决定搞一次民意测验。这些忠诚的、兢兢业业的老人们，打算集体接受一次信任投票。他们根本不担心测验结果，因为对于事业的责任心，他们无私而无畏。

1984年11月24日，经济研究中心全体干部举行民意测验。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主持人只强调了要注意老中青结合，不给定任何框框，全体人员都有被投票权。想一想，无非是几位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两年的青年提意见，领导集体就如此严肃对待。然而，投票结果显示，得票最多的还是原来领导班子的几位老人，季崇威、马宾、吴俊扬，连宣布退出的徐雪寒依然被投了票。这表明青年人对老头们还是信任的。此外，中年人中的佐牧、青年人中的孟宪刚得票也比较靠前。薛暮桥一直保留着那张写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信笺上的票选结果记录，他的女儿薛小和发现了这件有意思的事，把那个期间薛老为此事的往来信件，连带领导批示和票单复印下来给我。

那是一个多么认真的民主实验啊！民意测验后，薛暮桥和大家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们三代人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可以理解，但都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通过互相批评，互相体谅，互相监督是可以解决的。”他决心改组领导班子，实现老中青结合，70岁以上的都退下来当顾问。不过，在新班子建立之前，薛暮桥提出了“看守内阁”。他说：“看守内阁是西方社会在选举中执政党的议会落选、反对党新内阁还未产生出来时，由老内阁作为看守内阁。”这是薛暮桥自诩为看守内阁的代表的讲话，这是何等的开放和现代意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在那么复杂的改革环境中，在那样关键的历史时刻，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国宝。所以，当薛暮桥主动找国务院领导讲自己年龄大了，不适应了，他得到的答复是，经济研究中心的年龄可以放宽。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以吸收进来，利用他们的余热发挥作用。后来，在组建的新班子中，加入了中年的佐牧和青年的孟宪刚。而被马洪从社科院经济所刚调入技术中心不久的吴敬琏（1930-），也被薛暮桥要过去担任常务干事。

1985年5月，经济中心、技术中心、价格中心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没有明确的记录谁是合并动意的初始者。然而，我推测发生在1984年经济中心民意测验前后的故事，促使薛暮桥萌生了合并的念头，他在给马洪的信中也写明了这个意思。而由马洪作为合并之后的中心主任，无疑是得到了经济中心老人的认同和支持。毕竟在那个时候，马洪更年轻，更有生气，更有组织能力。此时，年迈的薛暮桥退后，改任名誉主任，还是继续推动领导班子改组。1985年10月31日，薛暮桥在发展中心全体干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完成了三个中心新老交替的工作。老同志基本上都退下来了。我们中心是要长期工作下去的，将来新老交替，一代代中年变老年、青年变中年。新老交替是我们工作兴旺发达的一个关键。”他嘱咐青年人要下这样的决心，有可能五年、十年默默无闻，但是将来对整个国民经济会起更大的作用，并告诫他们：“最后真正衡量一个人的是他的知识和贡献，而不是他的职务。”

中心的办公地点从中南海搬到府右街的原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院内，再到现在的朝内大街。当时的中心是精干的，没有官僚层次，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面对部长，甚至国务院领导，老年人有开放的胸襟。如果了解了中心的这个特征，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思想、创意、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会有如此了不起的工作量和影响力。

我突然有这样一个联想：薛暮桥这一代，如此善待青年，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和人格。而那些受惠的青年，如今也经过中年开始步入老年，他们可曾记得，自己青年时的意气和期望？他们可曾以薛老的胸襟对待自己的下属？这还真是一个值得提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