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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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的经历自然“阅人无数”，与一些“大人物”也颇有交往，但却少有专门忆述，对熟人张春桥、姚文元，着墨也不算多。当然，对他们在“非常时期”种种表现的回忆叙述，确是点睛之笔。但是，他却专门回忆了与柯庆施、胡乔木的交往。他对这两位“大人物”的回忆，更显示了政治、人性的复杂。

从1958年到1965年这七八年间，马达除每半个月为《解放》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外，大部分时间是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人起草讲话、工作报告和理论文章，多次随他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基层调研；1963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后，与他们的具体工作接触更多。

柯庆施在中共党内地位颇有些特殊，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才五十几岁党内就尊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也称他为“柯老”。马达认为，柯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喜欢读报看书，很少应酬和外出游玩，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一起打“捉猪”、“捉羊”的扑克。由于住得近，晚上散步时常叫秘书把马达找去，陪他一同散步，问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为领导起草文件、给中央的报告、对下级的讲话，主要是这些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但不少领导往往自己并无思想和主见，总是左改右改，起草者便无所适从。而柯庆施却是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意图和大体思路，从修改到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柯的生活比较简朴，除烟不离手外并无更多嗜好，除按规定享用高干的“特供”外，非常廉洁。对干部要求很严，从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因此到他家串门的人很少。

柯庆施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在反右派运动中，“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年3月20日，马达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对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按：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

有一次《文汇报》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民主人士沈志远一篇谈实行按劳分配的文章，观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柯却十分恼火，要马达把《文汇报》总编辑叫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大跃进”时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支持各地兴办“小高炉”。上海本有大中小钢厂不少，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本不需建“小高炉”，但“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要市委机关带头，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也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没有铁怎么办？“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其实，客观需不需要“小高炉”是个“技术问题”，建不建“小高炉”则是态度问题、政治问题。柯很可能就是从“态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此事的。

有一次，马达为柯起草讲话稿，改了多遍，柯表示满意，但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却大光其火，一口气批了20来分钟，马达坐立不安，浑身冒汗。最后才知道，因为多次修改，在讲话稿的开头只写了他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头衔，而未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这时马达“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当时早无营业性舞厅，有些机关每周末组织舞会，后来柯庆施下令停办，并多次在党员干部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干部跳舞，说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虽然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但马达记得，有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总之，柯庆施表现的特点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世纪》2011年第1期）

马达与胡乔木交往不多，但有回胡乔木在两天之内三次找他谈话，却使他印象深刻。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一年前，正是胡乔木提出要马达参加共青团九大的文件修改班子。胡对一些文件修改做出了具体指示使马达印象深刻：对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字斟句酌，极其精细，有学者风度。此刻他要身居上海的马达立即到他家谈谈，定有非常紧要之事，马达立即在第二天乘飞机赶往北京，次日一早就与“北办”一位记者来到胡宅。

他走进胡的会客室，见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已经在座。他刚与胡寒暄，胡乔木就打断了问候，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马达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连忙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赶紧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这时，胡有些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见胡将问题提到如此程度，马达不再分辩。随后，几乎是胡一个人的独白，他长篇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从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已是中午时分，马达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见胡点头，马达立即告辞。整个谈话过程，邓力群只是不停抽烟，一言不发。

在回来的路上，马达一直琢磨不透这次谈话究竟是何目的，如果说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指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理论讨论，实际是胡一人宣讲，并无讨论。

回到“北办”后，他就买了第二天下午返沪机票。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这次，邓力群仍是已经在座。胡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但停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说前两天他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次谈话只有一个多小时，仍是胡一人独讲，邓力群一言不发，但这次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胡乔木是一步点明主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越说越激动，站起来踱几个方步，还点了一位名作家的名字批，然后说：“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番话使马达感悟到：“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政治经验丰富、对此又有自己看法的马达一时不知说何为好，恰好胡要出去参加一个会议，马达也就回到北京办事处，准备下午飞回上海。

他刚刚躺下休息，胡乔木的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再去谈话。他只好退掉机票，如约前往。这次胡只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请他转达上海市委，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人的问题要严肃批评、汉语大辞典的编纂、毛选印刷等笔。马达拿出小本一一记下，心想：“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

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在1987年初达到顶点。“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马达自述》，第91－96页）

红色报人60年。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报纸的引导舆论和反映舆论两种功能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概念的内容和提法、对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对主管部门应如何管理报纸、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他都有深刻见解 （见《马达自述》第149－241页）。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的思考“既无宏旨大论，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说法的观点。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检验了的。办报也是这样。”这些，是他6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应该成为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