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枫

“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如今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加缪则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

1963年，以辣手著文章健行文坛的苏珊·桑塔格，为阿贝尔·加缪特制了一种既温柔又犀利的评论方式，她还把自己极少使用的形容词一并慷慨地送给了加缪：理智、适度、自如、和蔼。“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阿贝尔•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1957年获诺贝尔奖

以思力健拔闻名于世的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同样对加缪不吝赞辞：“加缪，毫无疑问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另有西蒙娜·波伏娃因喜欢加缪而致使她的情人萨特吃醋不已。对于一位男性写作者而言，能获得这三位女性此般赏爱，说明无论他是身为男性这一维度，还是身为写作者这一维度，都是极优秀了。

美国史学家托尼·朱特（1948-2010）在1998年出版的《责任的重负》（中译本由新星出版社2007年出版），又为加缪的荣誉进行了加冕。加冕的理由是，加缪无论在智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一位对自己身处社会与历史负责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与雷蒙·阿隆同列其中。

《责任的重负》是《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充。朱特以研究战后知识分子史见长。他对知识分子评价的核心词是“负责”，把知识分子还原到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

在《未完成的昔日》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那些对共产主义满怀热情的人们，以对信仰的忠诚，刺穿了现实与道德的责任感，用颇具煽动性的抒情话语，共同参与编制了一个充满悖谬与罪恶的乌托邦谎言，天真地让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道具。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蔓延至东欧，他们的热情才慢慢转化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 特 颠 覆 了 包 括 萨 特（1905-1980）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萨特们的智商和修辞学修养，把他们的作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看，总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质，比如正义、良知、对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在更长久的历史图景中观察他们，萨特们虽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萨特之语），但也妨碍了时代健康的血液循环。

加缪以及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与萨特们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辨识标准与判断尺度，尽管他们都被当时的人们弃置于时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纠正着时代的谬误。即便这种“纠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实际上并无甚作用，但在后人检视历史之时，他们可以成为智慧的汲取之源。

摒弃历史的浪漫与抒情

法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知识分子史”研究。从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序列，构建了20世纪法国精神空间里群星璀璨的图景。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出场便是对国民性批判所不同，法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序曲，是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

人们对法国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一直充满想象。因具体的现实而产生的某些形而上的期盼，特别是当周遭社会充斥着谎言与非正义，或者平庸与媚俗时，人们就更容易用抒情的、史诗般的眼光，打量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骁勇善战的骑士、高尚纯良的圣徒。

击退这种对历史的抒情，是需要勇气的。反向的描述，则意味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给出更多的分析与判断。批判总是比赞美来得艰难。托尼·朱特选择了前者，并托举出一个历史文化反思的主题：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20世纪的法国，充满了蹊径与迷津，散布着溃败和伤痛？在国家困境和历史进程举步维艰时，她那些熠熠发光的知识分子们，却是那么地不负责任。

法国知识分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国内，并没有一个切近的强权要抵抗，无需直接肩扛黑暗的砸门。法国的政治秩序在近代一直以“共和”为主要标志，以至于研究政党与政府关系的学者们一致判断，法国非常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政党政府，以政党的软弱闻名，是很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

因此，在法国，知识与权力并不是幽怨的宿敌，它们各有其尊位，前者是精神世界的君王，后者更像世俗世界的武夫。其公民与终极事务（如真理、善）的关系，与政府无关。德雷福斯事件，更是把法国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整个世界面前，他们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托尼·朱特认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恰恰是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世界性，使得他们需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他们坚持的一种理念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所拥有的道德洞察力和善恶判断，会深刻影响到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