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迷津

1942年7月16日、17日，13152名犹太人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逮捕，并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那是纳粹统治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极度恶劣的状况下，受命逮捕了犹太人，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因为男子们已在之前被围捕送至集中营。那次围捕，被称为“春风行动”。直至2002年，法国政府才公开承认这一段历史。

而1942年前后，正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声名鹊起之时。萨特的剧作《苍蝇》和《密室》在德国占领的巴黎上演，波伏娃的小说《女宾》出版，她甚至期待自己能够得到龚古尔文学奖。

对法国国内反犹情状之酷烈，波伏娃和萨特并无深刻意识，前者在1942年6月，即春风行动前月，还在日记里说自己尚未在巴黎看到戴黄星的犹太人，她觉得法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把纳粹反犹当一回事。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1940年，德国一占领巴黎，就开始实行出版审查制度，因德国占领军内懂法语的人并不多，他们要求每一家出版社为自己的出版物负责，令其进行自我审查，要求不出现任何反对德国人的作品。法国出版协会立即发布了书籍“黑名单”。

这名单的另一个名称叫“奥托书单”，法国人把这书单当做礼物送给当时的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奥托书单共有三份，“春风行动”进行之时，法国出版界正向德国递交第二份奥托书单，到第三份奥托书单时，法国人把《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也列入其中。借着足够的时间上的距离，我们能轻易地发现，德国人对法国人的伤害，远不及法国人自己加于自己的伤害。

维希政权（1940-1944）存在期间，是法国后来以“萨特”为中心的左派茁长的时期。《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的作者曾满怀讽刺地写道，那些在维希政府期间出名的作家，是否应该意识到，正是纳粹带来的竞争上的真空使得他们出名更容易，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集中营或者正被遏制着喉咙无法发声。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坦率地写道，纳粹溃败，战争结束，苏联的红军出现在布拉格，他以为善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恶。事实是，捷克迎来的是更为漫长的共产主义极权。“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斗争。”

托尼·朱特对知识分子道德的考量尺度，正在于此，能否辨别善与恶，或者，至少不与恶同声相济。他认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言行，都预设并包含着要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表态，比如，德国纳粹，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因为独裁与极权在实际上牵连和约束了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同样沉陷在克里玛所描述的那种迷津里，把一种力量（纳粹）视为恶，同时自然而然地把另一种力量（共产主义）视为善。特别是维系政权的四年，强化了这种简化的善恶判断，之后进入冷战期间，法国知识分子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之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

坟冢与纪念碑

历史地看，20世纪中期的法国维希政府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这是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唯一一次与恶亲密接触，但是那时纳粹之恶已太显而易见，无需深刻的洞察力，并不能构成对法国知识分子智识与道德上的考验。而法国20世纪维希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才真正这种具有考察价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所选择的三位人物，正对应着那种具有考察意义的历史。

莱昂·布鲁姆（1872-1950）是法裔犹太人，亲炙了19世纪末法国文学盛宴，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文学圈内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那时，知识分子群体内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家。布鲁姆之后告别了文学圈，进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一名成熟的法理学者，并顺势进入政治领域，加入法国社会党，以其人格魅力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

1936年，布鲁姆通过选举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总理。他的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存在了4年。1940年维希政府把他出卖给了德国人，他以重要人质的身份，在纳粹的集中营度过了四年，大难不死，余生都在反思政治与权力。

布鲁姆的时代，是政治与知识的蜜月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心怀救赎的人们，靠理论的魅力，把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梦想，注入人群中，并因此获得权力。无论是墨索尼里还是希特勒，他们都书写过感人的梦想，他们的极权之诞生，也都是有群众基础的。

而布鲁姆一生秉持社会主义理念，坚持共和。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不懈地把他领导的社会党，限定在一个党派范围内，严格区分掌权和用权，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多个党派，而一个党成为执政党，意味着该党获得了用权的权力，而非拥有权力。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所以20世纪20年代，布鲁姆就发现列宁的政治趋向是夺权而非用权，因此一生都以社会党居身，反对共产党。

加缪（1913-1960）和萨特一样，在维希政权时期成名，其声名在二战后达到巅峰，他是典型的文学家式公共知识分子，文学、思想与政治介入相结合，一度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道德喉舌和思想导师。

20世纪中期，法国兴起公共哲学讨论，知识分子站立在精神的废墟上，百废待兴，指点江山，气势如虹，把写作与治国糅成一团。加缪却和激情的萨特们分道扬镳，去思索人的价值问题，之后远离公共激情，褪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袍子，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沉思者，至1960年因车祸去世。

雷蒙·阿隆（1905-1983）身上有着浓郁的学术气质，理性务实，坚持思想的严肃性。对于他来说，肯定或者否定一个问题，都需要经过复杂的知识检验与智力推断。他的谨慎和克制，让他在20世纪中期成为萨特们嘲讽的对象，而喧嚣的年代过去之后，人们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上，“开始给阿隆式理性建造纪念碑”（托尼·朱特之语）。

历史理性与道德

历史何去何从，充满了太多偶然的因素。以后来显而易见的是非善恶标准，去判断彼时的人们，是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史研究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言行的原因，言行本身，以及言行的结果，此三者究竟该怎样恰如其分地呈现。基于同样的理由，最后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样是为了追求正义民主，有人选择了拥抱法西斯，有人选择了拥抱共产党。或者相似的言行，却有着不同的原因和结果。托尼·朱特的重心，落在言行本身上。

历史学家并没有权力充当历史人物的裁判者，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一种呈现的技能：颠覆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或者为一个模糊的人物重新勾描出鲜活的模样；推翻一种叙述，重述一个事实。托尼·朱特对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的道德考量，就是通过重新描述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他们的言行，重新描述他们与他们的时代的关系。

而托尼·朱特对20世纪法国的病理剖析，其实并非法国所独有：政治理念上左右之争激烈，参与者傲慢而刚愎自用，却没有人为实际的政治负责；一个不正义的政府（维希政权）带来的长久的道德溃败，却没有人专注于道德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不稳定，短时间内经历不同性质的政权，导致社会生活出现奇怪的断裂，随之带来的是对共同经历的历史全然不同的解释与理解。

他所列举的这三大法兰西病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所体现。在他笔下的三位负责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在政治上负责，他使一个政党免予独裁的困境，也维护了政治共和的原则；加缪身上的政治性非常弱，但是他在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远比同时代人更为尽力；阿隆严守理性，与各种狂热、激情对峙了几十年。他们的言行并非直接医治了当时的法兰西病症，而是在托尼·朱特的检视之下，发现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医治”的功能。

虽然，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而其实，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同样也直面责任的重负：历史是可以被汲取的，而不仅仅是客观地再现。有价值的历史描述，往往能提升我们预测和控制事件的能力，暗示了“该怎么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