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娓婷

陈光会21岁，身高只有1.5米，身材像个孩子。

为了多赚一些钱，他从越南偷渡到广东打工，目前在广东一家鞋厂从事刷胶水、磨鞋底、包装、搬运工作。从早8点到晚上12点，一天能给2000、3000双鞋子刷胶水。这样干一个月，可以拿到600元。

赵海燕是领陈光会他们到广东的工头，长得胖乎乎，人很和气。最近，趁着火把节（彝族、白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中越边境开放，赵海燕带着30多名越南年轻人偷渡到广东。她汉语正宗，对外人说自己是广西东兴市人，但一年回不了一趟家。

陈光会他们愿意跟赵海燕到中国。因为在越南，他们打工月薪折合人民币约450元。对不知情者来说，这些黑工是“隐形”的。在这个镇上，有500多名非法劳工。

在广西从事人力资源行业的知情人士反映，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工厂，均存在雇佣东南亚非法劳工的状况。以女孩子居多的东南亚劳工，特别适合在制鞋、制衣、清洗电路板等工位上工作。东南亚国家的工人由于皮肤颜色较深，也被称为“巧克力工人”。“给工厂介绍非法劳工，这门生意好得很。”该知情人士说。

“好”生意

越南工人李香1988年出生在越南南部清化市石城镇，十年前被以“送到中国打工”为由卖到广东英德市。童年时期，李香住在竹木搭建的房子，房顶用甘蔗叶铺盖,人们点煤油灯、从河里挑水。镇内不通汽车，“上哪儿靠两条腿走路”。因为贫穷，人们都是几户人挤一个房子里住，没钱的时候还要向邻居借米吃饭。

跟当地许多男人一样，父亲在李香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她们母女，另行再娶。随后母亲改嫁到同样穷苦的人家，李香就帮着母亲给别人干活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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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脾气不好，对孩子又打又骂。当有人跟李香的姨父说，要带她到中国打工，李香也就答应了。“李香们”不知道，从离家开始，她就踏上了被无数打工者摸索过的路。中越两国的边境线绵延千里，其间无数条偏僻的乡间小道，两国边防难以管辖。有亲自走过小道的人说：“就像走街串巷一样容易。”中越边界中间的北仑河，只有20余米宽，游泳过来也不费力气。

中国在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的行业协会，以及以姓氏为区分的宗族协会，都可能成为对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纽带。当地人想给亲戚的孩子找份工作，缺少工人的工厂也向协会打听消息，输送非法劳工的路就搭通了。

工厂支付路费，随后由赵海燕这种在中国有打工经验的人，或者家人已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人带队，偷渡到中国。

边境上的居民作为带路者也能分一杯羹，每带1名工人过境，就有10来块钱的收入，现在涨到了40多元。

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拥有明显的经济级差，使得打工者源源不断涌往中国。

派遣非法劳工的生意赚钱容易，以至于有大型跨国人力资源公司也插手其中。新加坡人陈云就是这种企业的负责人。

陈云的企业有跨国派遣合法劳工的业务。培训一名有指定技能的员工并为其办理工作签证，陈云的公司能拿到3-5万的中介费用。“但是这种钱特难赚，工人不容易找，签证也难办。”陈云说。于是，陈云将业务重心放在非法劳工上。他经常跑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招揽工人。在当地，其企业已设立了分点接收工人。

陈云还要跑到中国的广东察看用工形势。他说，中国的遣返数据远未能反映真实的过境打工状况。其公司招到一两百名工人只需几天，他再分批把工人运到中国。“生意很好，肯定的。”陈云说。

被默许的灰色地带

“都是小孩子，特别小。”张姐这样描述她见过的越南工人。张姐在东莞市大朗镇盖了四层房子，出租给人做作坊。去年，作坊老板雇佣了10多名越南的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13岁。

这帮孩子的工作是缝蕾丝边，每小时6块钱，工头再抽掉2元。“工头让到哪个士多店买东西，他们就只在那家买，绝对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张姐说。“他们特别朴实，遇到赶工反复催促也不会闹。”陈光会的中国工友小潘说，“工厂给他们的待遇很差，简直不把人当人”。在陈光会工作的工厂，中国工人月薪1300元，越南的只有600。中国工人六人住一间有空调的宿舍。越南工人十人一间，两人挤一张床，没空调。

知情人士对本报介绍了工厂的计薪方法。一个工厂安排6条生产线，就让新来的非法劳工负责其中的两条。因为新来者效率不高，老板顺理成章地将原来定好的1500块钱工资降到1000块。省下的500当中，拿三四百作为支付给工头的中介费。

工厂与非法劳工工头之间的合同约定，找到一名工人就给中介费200元，做满三个月后加200，做满半年、一年后再逐步往上涨。当然，上涨的部分也都是从工人工资中获得的。

今年5月，大朗镇人力资源局接到工厂非法雇佣越南工人的举报。该局与公安部门到场后却没有发现非法劳工。

该局综合科张主任坦承，在法律认定上，非法劳工不像童工这么清晰。他介绍：“信访机构关于用工的举报，都是先派给人力资源局。但是人力资源局没法执法，必须得联合公安执法。”张主任说，公安部门首先看是否非法入境，是的话就遣返，不是的话再由人力资源局补办相关外国人士在华工作的手续。

日前，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建议，可考虑将“巧克力工人”合法化。“恐怕没有人愿意合法化”，该知情人士笑言，“一旦合法化，多方得利的好处可能就没有了。

（本报记者许伟明、陈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