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我曾经是个五官科医生，所以我想把这件事做下来！”梁涛说。

这件事，就是成立一个基金会，救助那些失去听力的人，尤其是那些贫困山区先天性失聪的聋儿们。

作为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的创会人，梁涛始终对研究听力医学情有独钟，至今还担任着卫生部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这件事是好事，但好事并不好做。”梁涛说。

上世纪90年代，由梁涛领衔的佳音康复医疗机构在江苏省徐州创办。这家由港资参股的医疗机构，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治疗听力障碍的仪器设备。虽然偏处徐州一隅，却集聚了全国各地的患者。

中国70%的聋儿生活在农村或城市的贫困家庭，加上助听器价格比较贵，贫困聋儿家庭难以负担费用，致使很多只要佩戴上助听器，经过语言训练就可以康复的聋儿错过了康复的最佳时机，成为聋哑人，造成终生遗憾。

1993年，梁涛想到了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幸运的是，受到触动的香港资方，也愿意出资，作为基金会的创始资金。而作为徐州市的一张“名片”，梁涛还受到了市政府的鼎力支持。

创办基金会，只缺一纸批文。

诞生之艰

梁涛先咨询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答复是：难度很大！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基金会被视作非银行金融机构，要经国务院办公会议议定，再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通过。即使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主管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审批历程都经历了四年半。

梁涛先要找到卫生部作为基金会的主管部门，再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梁涛的申请报告先是逐级呈递，从徐州卫生局到江苏省卫生厅，再到卫生部，凭借着多年在医疗行业的人脉，卫生部给出了申请的批文。

转到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司，得到的直接回复是，回省里去，没有可能给你批。“正常的申请达不到，只能用行动感化他。”梁涛说，当时，他找到上海六医院著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陈玉琰，请他一起跑批文，陈时年已经80岁。“80岁的老专家跑来办这个事儿，没有不感动他们的。”但说起这事儿，梁涛满是愧疚，陈玉琰2003年辞世。

直接的办事人员，主管的司长、处长、办事人员们，都知道了这两个执拗的，报批基金会的人。关于中国的听力学现状和办基金会的迫切性，梁涛和陈玉琰二人，陈述了一遍又一遍。

时任徐州市市长的王希龙，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戴相龙是大学校友。为此，梁涛求助于王市长，得到了王市长写给戴行长的书信。几经辗转，书信递了上去。

基金会成立，原则上得到了认同。

其间，中国人民银行内部机构调整，新成立的非银行管理司主管基金会成立的事务。这样，需要面对的司处长们换了一茬，梁涛就必须得再跑一圈，为的是上上下下脸熟，才能顺利办事。

为了尽快得到批文，其间的波折，难以一一说尽。例如，梁涛打听到，一位处长的亲人也有听力障碍，便找到这位老人，从徐州取来听力检测仪器为老人义务诊断。

几个月过去了，梁涛的基金会申请批文，终于最后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具体承办人手里，有了上级认可，条件也具备，基金会的名称反而出了问题。开始报批的名称为“中国佳音聋儿康复基金会”，聋儿康复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机构有冲突，同类名称的机构只能有一家，新成立的要改名称。

梁涛顿时傻眼了。基金会名称从徐州到卫生部，一直沿用此名，如果更改，需要打回原地，重新再走一圈。

咨询卫生部的相关处室说，不能重新出文，如中国人民银行认为需要更改，直接改掉即可。再回到中国人民银行，答复说，卫生部作为主管部门，申请的原文必须先改过来。本来顺利进行的批文，突然陷入僵局。

梁涛想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五官科主任姜泗长，也是工程院院士，找到他后，梁涛赶忙陈述情状，请求帮助。

姜泗长提笔给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写了一封信。书信呈递上去，但梁涛依然没有把握，每天往卫生部打电话，频繁的催促，甚至激怒了之前为其办事的官员。

最终，院士的信件，成为了救命稻草。陈敏章部长批文：“同意改名，请人事司办文，办公厅发文。”至此，批文一唱三叹，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才得以报批成功。

为这一纸批文，梁涛先后到北京13次，历时一年多。成功之际，梁涛大病一场。

官办之困

1994年的国庆节前夕，国务院原则性通过17家基金会成立，而最终17家里面只批了5家，梁涛申请的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幸运地成为了其中之一。

1995年4月6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在徐州成立，1998年7月1日迁到北京。现在，由基金会发起的中国贫困聋儿救助基金，正致力于在贫困地区建立“聋儿语言康复学校”、“聋儿语言康复班”，免费帮助贫困聋儿配置助听器，进行康复性治疗。

“非要找到一个主管部门，这是最大的障碍。”梁涛说。现在，民间不缺有爱心、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但这一条，限制了很多人的热情，也给基金会的发展带来了问题。

如果善款只对捐助者负责，就不需要主管部门，只要一个行业监管部门就行了。”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虽然成立，但其后的发展也很不容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好的慈善环境，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没有形成自发捐款的意识。绝大部分善款，都流向以红十字总会等为主的慈善机构。

梁涛这样的专业基金会，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善款从哪里来？

很多基金会，其领导人都是主管部门退下来的官员。一位公益界人士曾谈到，官员到基金会任职，可以利用其在位时形成的人脉关系，获得特殊的资源，进而引来善款。而企业出资，也往往动机不纯，借用“善款”之名，换取特殊的政策资源。

事实上，很多部委主管的基金会，正渐渐失去活力，既没有募款的动力，也缺乏执行的效率。作为创会人的梁涛，也不得不承认，从找到卫生部这个主管部门起，基金会就有了卫生部这个婆婆，很多事情，不得不按照部委的行政逻辑来运行。而事实上，卫生部的多位官员也曾到基金会挂名。

深圳自2008年起，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2010年，北京也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中关村园区的社会组织设立可以直接向民政局登记，不再需要挂靠。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宣布，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

不要主管部门，审批的艰难时日，或许一去不返。

对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来说，这个发起于徐州，没有强大背景的基金会，或许将迎来更大的竞争压力。梁涛也希望，基金会成为一个没有官员、只有责任人的基金会，向规范运作的非政府组织（NGO）迈进。

（本报实习记者朱昌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