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兵

从去年开始，浙江乐清人顾问就开始不停地奔波于北京和河北永清之间。目的是查看他的工厂建设进程。在北京做了十多年服装生意的他，因为北京“城南计划”的出台，与众多浙江老乡一同将企业搬迁到了京南60多公里的永清县浙商新城。

2009年11月，北京启动“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将南部地区的发展定位为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物流等现代高端服务业为主，计划投资2900亿元。制造业的外移成为北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

北京南城地区曾集结了浙商，是著名的“浙江村”。但在一次次产业升级中，这些浙商从原来的木樨园一路向南至南小街。今年的大兴区旧宫大火再次加快了当地的清理行动，这一次，浙商直接选择了撤离，因为“不愿意再被折腾了”。

这是北京产业升级背景下的缩影。“十二五”开局之年，北京就进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时期。近日，全国各地都在总结2011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北京公布的上半年GDP增速为8％。这一数据因其不仅低于“十一五”时期北京年均11％的增速，且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位列最末。

限购下的缓增

在官方看来，北京上半年GDP增速放缓，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调楼市、控车市、首钢退出。这三者都曾是北京的经济增长支柱，但上半年这三大调控，拉下北京1.8%的增速。“土地财政”作为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曾是北京的经济收入来源重头。但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土地收入同比下降17.8%，房地产业营业税增速下滑36%。北京正在逐渐摆脱对“土地财政”模式的依赖。

在北京上半年的经济形势会议上，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透露，在土地、金融、税收等一系列综合调控政策作用下，北京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9.8%。“北京要摆脱对过去‘吃土地’、‘吃瓦片’的简单经济增长方式。”杨晓超说。

而在过去，房地产投资一直占据北京市投资的近半壁江山，相关税收收入也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0%。但限购令的出台之后，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北京的房地产业营业税同比增速从年初的41.5%快速下滑至上半年的5.5%。

除了做服装生意，顾问还有一个温州人的共同爱好就是“炒房”。根据早前的地产数据显示，在北京南城一些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近40%的房屋被这些浙江商人买去。但去年的限购令彻底摧毁了温州炒房团在北京的行动。

北京浙商商会副会长陈俊分析说，目前他们的投资方向已经转向了商业地产、工业园投资和商贸投资。去年9月开始在河北省永清县建设的“浙商新城”，就是由在北京的浙商投资兴建的。

尽管要撤离北京，但顾问又不想离北京天津太远。北京南城不远处的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成为顾问的首选。他在这里的浙商新城建设了1万平方米的厂房，为避免遭遇北京那样的逐级的产业升级，此番他还直接上高端生产设备。北京市消费中的另一个大支柱是汽车，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近500万辆。汽车销售对北京市消费的贡献率曾高达60%以上。但北京今年实施的汽车限购措施之后，上半年机动车销售同比下降五成，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拉低到20%。

对此，在北京上半年的经济形势会议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工称，GDP增速的放缓，正是北京市实施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的最佳体现。“该舍的，我们舍了。而舍，是为了更好的得。”张工说。

为了前进的暂时倒退

尽管“十二五”开局之年，北京就进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时期。但在北京上半年经济形势会议上，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强调说：“调结构，转方式，北京突出四个字，一个是坚决，一个是主动。”

前述的三大调控被称为北京主动调速的三板斧，但如何“坚决”下去却并非易事。

有一个背景是，在连年高速增长之后，作为首都的北京“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出来。目前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近2000万，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污染较重、垃圾处理难等一系列问题，倒逼北京不得不下定决心转型。

以首钢的搬迁为例。为了北京奥运，2005年开始，首钢进行搬迁治理。首钢带来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在污染最为严重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是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有论者称，靠消耗资源能源大举投入上项目，靠高价卖地增收，靠高房价和多卖房增税，靠多卖汽车拉动消费……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北京在去年开始，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这一目标得到确认。

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北京市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北京市将提升高端产业功能区辐射力，积极培育高端产业功能基地，构建“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创新和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成为全市高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河北省正是看中了北京产业转移的这一“肥肉”，提出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概念，积极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打造三座环北京新城，称要为北京提供一个“出口”。尤其是在“打造首都经济圈”列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后，首都发展从注重功能集聚为主向疏解、辐射并重转变，从服务首都自身为主向服务区域、服务全国转变。

在北京GDP速度减缓的背后，有着“五增一降”，即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1654亿元，增长27.9%；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0.1%和12.4%；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占GDP的比重达到76.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9%，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增长27.3%；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19.6%。

这些数据的增长让北京方面对于GDP增速放缓变得淡定起来。正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上半年经济形势会议上所说：“转变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句电影对白：暂时的后退是为了大踏步地前进，很适用于现在的北京。”

（本报记者刘金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