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革命的逻辑”
导语:2011年是往日革命的整数纪念周年,也是新革命的频发之年。突尼斯人在年初敲响了新一轮革命开场的锣鼓,大戏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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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

2011年是往日革命的整数纪念周年,也是新革命的频发之年。突尼斯人在年初敲响了新一轮革命开场的锣鼓,大戏还在后面。

本报在4月22日刊登了《革命的逻辑》。我在那篇文章中试图证明,革命导致权力向下扩散,至少是暂时的扩散;革命领袖总要做出民主的承诺,但他们却经常欺骗民众,走向独裁;如果革命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没有维护自由,这场革命就没有完成,但也不会长期偃旗息鼓,一定将再次发生。历史一再显示,趋向自由民主是“革命的逻辑”必然,各国尚无例外。

历史并非线性地向前发展。人类无力预测遥远的未来,不可能知道历史是否在奔向一个前定终点。但是在历史涌动的大潮中,常人也能够看清潮流在涌向何方,知道什么样的制度对国民、国家和世界更为有利。现代文明的传播速度正在日益加快,官府谎言的寿命经常不到数小时。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独裁政府能够在“特色”之下长久维护恐怖统治。《革命的逻辑》只是回顾了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而非展望某一个国家未来。但在历史之光的折射中,不远的未来已经隐约可见,呼之欲出。

如大多数的报人文章一样,《革命的逻辑》也是一篇急就章。我简述了粗浅的看法,意犹未尽。

8月9 日傍晚,在写《再论“革命的逻辑”》之时,狂风乍起,雷电交加,一场暴雨如预报的那样准时来临,一扫连日的燠热与沉闷。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雨点正有力地打在细密排列的香椿树叶上,仿佛钢琴师急速按下琴键,弹奏出雄浑而欢乐的乐曲。夏天是北京的雨季,雨云总会如期而至,而今夏的雨水格外充沛,北京人仿佛多次经历了地质史上的沧海桑田,得享“盛世”之盛景——京城观海。

大自然有明确的运行节奏,对自然的破坏必然受到惩罚。历史也自有节奏,该发生的都会发生;那些拒绝变化的统治者从不停止令人恶心的自我吹嘘,却终将沦为“历史的傻瓜”。

法国革命的后裔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然而,顺应历史潮流不同于预定历史的目标和终点,两者有决定性的差别。后者起源于一神论,在启蒙时代表现为历史进步论。那时的哲人们相信,在理性的引导下,人类历史将日趋完善。毫不奇怪,进步论是现代专制与屠杀的思想源头之一。那些掌握“真理”的人相信他们在“办大事”,有权为“进步”扫清障碍——不在他们的“真理”范围之内的所有人。为此,他们建立并依赖毫无道德感的冷血的官僚体系,以之煽动和压服百姓;专制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官僚们的“大事”也随之垮塌消亡,稳定系统突然崩溃,被愚弄和压迫的民众起来反抗——这是专制制度不可抗拒的宿命。

革命激情的屠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盛行。吉伦特派的孔多塞说:“‘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这与“革命须指向民主”的判断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自由与民主互相依赖。以这个标准判断,以权力为目的的斗争根本不是革命。

在《论革命》中,汉娜·阿伦特引用了孔多塞的这句话。她又说,人们对自由的新体验,并由此认识到他们的创新能力,这两件事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她说:“只有在创新性激发出的这种感召力,并且与自由之理念相联系之处,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这当然就意味着,革命不只是成功的暴动。”

革命也未必很快带来自由。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把孔多塞送入监狱。这两个人以及更多的人都死在他们的革命同志手中。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诸革命的先行者。它在“前进”的路上洒满了鲜血,但理想犹存,并在不断革命中一再破灭、被唤起。俄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私生子,却更注重现实的权力,“理想”主要是宣传鼓动家的工具,维护统治者的权力成为领导人唯一的目标。在制度方面,纳粹德国和苏联没有本质区别。这两个国家有不少模仿者,它们虽然各有“国情”,制度设计却毫无“特色”。

由于原来的社会系统崩溃,然后又被捣毁和掩埋,革命之后只有一张理想的白纸,建立的“新社会”要么仿照旧制度——中国的王朝兴衰周期因此绵延不绝——要么照搬外国那一套,这种与社会、时代脱节的异质国家不具备自我生存能力,当权者必须使用更多的暴力来维持。

政治制度还有第三种源流:外来的意识形态统合了本土的旧制度。这种混合制度结合了两者的强大毁灭能力,对社会和文化的破坏更为严重。

在法俄类型的革命中,最为突出的典型是柬埔寨。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革命不仅升级为对本民族实施的种族屠杀,而且把几乎所有非文盲都当作敌人。柬埔寨革命也许最为激进,但一点都不特别。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法国留学,从苏联获得意识形态,从中国得到实际支持。

这样的革命往往从美好理想开始,在恐怖和屠杀中达到高潮,在幻灭和人性之恶的爆发中结束。

但是,还有另一种革命。

社会基础之上的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中描述了大革命前的法国:公路上到处设卡、政府强行拆迁占有土地、凋敝的农村、无告的城市贫民、受人憎恶的封建权利、正在崩溃中的制度,等等。我们很熟悉这些情景,不会认为200多年前的法国有什么特色。当时的法国人有理想,更有对旧制度的怒火。更糟糕的是,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是任意进行的,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没有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于是革命一发而不可收,最后毁灭了自己,而专制仍然挺立。

托克维尔的两卷《美国的民主》(1835、1840)的出版晚于《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革命也晚于美国革命。不过,在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能够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民主》,而不是相反,这个顺序至少对中国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了民主的社会基础。他在考察中看到了英裔美国人的法律、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乡镇的自治,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权力,独立之后的法律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法国不曾具备的条件,托克维尔对之赞美不已。他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

因此,美国革命是与法国革命不同的另一个类型:革命者只要改变陈旧的政治制度,从宗主国英国把持权力夺回来归还给民众,而普通大众没有对社会怀有强烈的不满,自由的传统使他们不会接受奴役,也不想奴役别人(当时人们对黑人的态度与今天大不一样,而自由与民主仍在发展中)。在美国革命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剧烈变化。

此外,英美与欧洲大陆的政治哲学传统不同,这也是美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后发工业国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屡遭挫折,它们焦躁不安,试图同时进行社会和政治革命,把彻底而广泛的革命当作转型的催化剂,最后却证明那是一剂毒药。这个革命的不利因素是英美两国没有的。

当朝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已经取得成就之时,该国的政治制度也必须随之转变,不可在政治上向后看,艳羡世界上那个最封闭、最停滞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转说本小节的陈述,可以这样说:经济基础推动的上层建筑的革命成功了;夺取上层建筑并由此彻底改变经济基础的革命则失败了,而且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与艰难。此外,当社会及经济基础已经迈入现代的门槛,而把持上层建筑的统治者还死守旧制度的独裁,则必然招致革命,今年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就包含有这个因素。

后发工业化国家在接受现代文明,建立民主制度之前,上层建筑不可能符合经济基础的需要;因此,这些国家的革命只会暂停,不会结束。这也是《革命的逻辑》一文的结论。

下层的造反

以上两小节分析了革命的社会基础,这两小节探讨革命的领导者。

当权力过于剥削和压迫的时候,反抗也更为激烈,革命将从社会下层爆发。

各个阶级都会产生杰出人物。但作为一个整体,下层人物在革命中更擅长破坏,而不是建设。革命在社会下层酝酿和爆发之后,往往一发而不可收。

在1789年7月14日晚,巴黎人攻陷巴士底狱,法王路易十六闻讯惊呼:“这是造反。”拉罗什科夫伯爵告诉他:“不,陛下,这是革命。”这个著名的对话揭示了造反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法国“革命”很快变成“造反”。开始时也许造反有理,但很快就会陷入无理的疯狂。

心怀不满的人容易受到宣传鼓动,如果他们又迷信权力、蔑视生命,集体的暴力活动就会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纳粹获得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下层的能力。政治学家都对暴民政治保持警惕。

造反在权力结构濒临崩溃时发生。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会发生突然崩溃,国家也不例外。在中国,秦朝之后的2000多年,王朝更替20多次(还不包括分裂时期地方王国政权的更替),旧王朝大都因昏庸或暴戾而毁于下层的造反,有时崩溃得很快。新王朝建立了,基本制度却无大的变化。

从外部来看,导致崩溃的直接原因无非三个:外部的、下层的、上层的。在中国历史上,在外部力量打击下灭亡的王朝只有宋朝:北宋亡于辽,南宋亡于蒙古。也许还要算上西周,不过主要原因不是猃狁入侵,而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在外部入侵下,西周、北宋的气数未尽,皇室迁移后还能偏安一隅,于是有东周、南宋。这是内部崩溃时所没有的“好”结局。

大多数时候,内乱是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造反曾经被称为“农民起义”,但农民领袖在造反之后往往并无“义”可言。他们甚至比原来的统治者更加凶残,如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等许多人。在他们肆虐之后,社会的复苏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当变革由上层来推动时,情况会好很多。周打败殷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在殷周之际进入人文时代,奠定了此后3000年的思想,今天仍望尘莫及。隋唐两朝之间虽然战乱和权力更迭,仍被史学家看作是一个连续体,在唐太宗时出现了“贞观之治”。一般情况下,上层人士受的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建立的王朝能够较好地保存以往的成就,保证文明的连续性,如唐、宋。如果开国皇帝来自下层,如汉、明,王朝初期总不稳定,至少要经过三代(未必是血亲意义上的“代”)统治者的重建才能恢复原来的文明高峰。不过,虽然起点不同,这两类专制王朝的下降曲线倒是很相似。

所以,当崩溃已经不可避免,下层濒临暴动之时,有势力、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心的上层人士必须站出来,挽救国家免于陷入动荡和战乱,把崩溃变成革命。这将是一场完成自由与民主进程的革命。

来自上层的革命

社会崩溃是问题多年积累的结果,到最后之时已不可逆转,任何人都没有回天之力。这时,即使统治者愿意做一些小的改善,也不可能积小善而成大善,更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权力的稳定。

在社会压力下,清朝在末年时宣布要实行宪政。但慈禧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她死后,3岁的宣统皇帝与他的26岁的摄政王父亲载沣无力掌控大局,权力更多地下移到封疆大臣。这样的格局当然比皇权专制要活跃得多,但与自由民主并不在一条道上。清末大臣中有开明人士,亦有酷吏,如赵尔丰。清廷无心宪政民主,革命党人的重点目标是“反满”,也不是民主。因此,辛亥革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最多只是一场长期革命的开始。

余英时曾指出,激进与保守之争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主题,总体是趋向激进。激进与保守是一对矛盾,互相刺激和制约。在清末,激进因保守的压制而壮大,清朝灭亡之后的社会混乱是激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社会下层被动员起来了。在当代的突尼斯、埃及等国,激进的是专制统治者,他们不能容忍权力的和平过渡;平民却很温和,虽然并不很保守。

清廷试图逐步改善统治,却不免趋于崩溃。这正如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子上加盖一个华丽的屋顶,结果只能是压垮房子。清朝灭亡,不是激进战胜保守,而是系统突然崩溃——那个系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革命在偶然中爆发,在偶然中取胜,大厦呼啦啦倾覆,突然出现一堆废墟。这也算是符合中国传统吧。

秦晖正确地指出:“我认为恰恰从‘中国传统’来说和平立宪的可能是极小的,即便当时中国是个汉族王朝。当然,传统并非固定不变,中国绝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机会,但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当崩溃已经在望,动乱不可避免的时候,以何种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就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最好的革命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当北美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英王的统治时,他们的领导人来自一个有声望、有财富的阶层。华盛顿、杰佛逊、汉密尔顿等人没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而崇尚自由和平等的北美人也不允许他们成为新贵。独立战争有伤亡,责任在英国。英国统治的崩溃没有给北美带来混乱,相反,美国从此更加繁荣。

东方也适合这种模式。中国台湾地区也发生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因为没有战争与屠杀,以至台湾和平的民主化在革命叙事中被忽略。

在苏联的后期,革命领导人丧失了革命热情,巨大的私利更让他们趋于保守。但在官僚阶层中仍有人希望改革,即使其中有私利的驱动。改革最后成为革命,因为苏联已不可维持。有一本书(《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把苏联解体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可谓一语中的。虽然苏联解体过程中有很多苦难,却比1917年前后的第一次革命时平稳多了。

下转46版

上接45版

苏联的历史再次证明,在自由民主最终建立起来之前,革命并不一定结出革命者承诺的果实,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专制。但是,苏联在相隔70多年再次发生革命,这个事实证明,只有自由民主的建立才能够宣告革命的完成。

自上而下的和平的革命为自由民主的成长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在革命之后,社会、文明都会自发地繁荣,经济增长不仅有更好的长期前景,而且增长结果的分配也将更加公平。自上而下的革命属于约瑟夫·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自由民主在专制的压制下破土而出,带来和平与稳定,保持过去取得的成就,不会留下一片废墟。

专制只有一种,一切都离不开谎言与暴力,不会有真正的进步。自由民主有很多种,各国都可以到达并且安住在那里。

人民与革命

即使在上层的革命中,人民也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并且还必须是革命的宗旨所在。

因为被长期滥用,“人民”一词早已失去原意而变得模糊不清,经常萎缩成极少数人的指称,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谋求专制与私利。

但仍有人把人民的同意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最大要素,他们在为人民的自由与利益作奋斗,希望把权利归还给人民。在代议制建立之前,这大概算是另一种版本的代议制,不得已而为之。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授权就没有真正的代议制。

任何一场革命的成功都离不开觉醒的人民——不是愤怒的人民——即使他们只是革命的后来者。

20世纪各种大屠杀层出不穷,屠杀的目标远不止犹太人,集中营也不限于达豪或者奥斯维辛一种——还有绵延的古拉格群岛、无数的夹边沟,更有辽阔的大陆。专制的罪恶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完成的,官僚的冷漠、大众的沉默都在助纣为虐。在专制之下,善良人性与高尚道德成为奢侈品,不愿舍弃者必须付出高昂代价,乃至自己的和亲人的生命。

大众的平庸是专制的因,也是果。纳粹党徒们坚决执行党的屠杀令,阿伦特把原因归咎于他们的平庸之恶。专制者也本能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最鼓励平庸。

当人民不再甘于平庸,不再冷漠旁观,他们的自由即将到来。他们转变的临界点不可准确预知。

在过去30多年,穆巴拉克一直是埃及的最高统治者。他声称代表埃及人民却忽视了他们。在今年年初的12天之内,埃及人民突然鼓足了勇气,不畏镇压,聚集在“解放广场”,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奋争。但是,缺乏组织的人民只能完成革命的前半部分,还需要军队来收拾僵局。军队拒绝对本国人民开枪,并做出在短期内还政于民的承诺,从而保证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埃及革命是由人民与军队共同完成的。在互联网上唤醒埃及人的古纳姆把这场巨变称为“革命的2.0版”。

也许还会有革命的3.0版——从最初到完成都明确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革命。革命者将对这个目标做出承诺,并按时履行承诺。他们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不会贪恋权力,不会要求“坐天下”的回报。他们将再次成为普通公民,同时也成为历史英雄。他们的国家由此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将自发地稳定,摆脱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和流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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