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盛超 过去一周，昆明市发改委副处长成建军因为几张被曝光的艳照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8月9日，昆明市公安局对该事件的调查结果做出通报，称这是一起嫌疑人利用互联网色情勾引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成某既是敲诈勒索案件的受害者，也是聚众淫乱的参与者。

既然官方已给出了定论，这个事件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在事件被曝光后，地方官员们在公众面前翻云覆雨的态度和说辞却值得玩味。

首先是昆明市发改委人员在8月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查，网上反映内容不属实，照片上的人并不是他们单位的工作人员。但第二天，发改委纪检专职干部就表示，照片中的人就是成建军。事情发展到第三天，又出现了媒体称昆明市市委宣传部发布的标题为“昆明市公安局认定市发改委‘艳照门’图片为人工合成”的消息，但随后，相关部门又否认发过该信息。

最终，昆明市公安局认定：官员是淫乱活动的参与者，但同时，他也是受害者。

否认，否认之否认；再次否认，再次否认之否认；承认，但要说明这是一次阴谋。就在这三番五次的变化中，事情总算有了结论。

我们不去讨论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只是奇怪为什么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会有如此多的否认？

其实官方第一时间的否认不仅是出现在这次艳照事件后，高铁事故发生后掩埋车体引发质疑，铁道部官员曾对此予以否认；损毁国宝事件曝光后，故宫同样否认过；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和地方政府也曾否认。

这些我们已见过的虚假的否认，都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调查做出的判断，而更像是官员们的条件反射或者惯性。这种条件反射的形成，或许是出于对事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担忧；或许是出于官官相护的劣质本能；或许是出于掩盖不可告人勾当的企图……造成这些否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归根到底，它们都来自于同一个根源：官员们自认为高高在上，可以管控公众对真相的认知。进一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官员们管理的，他们做主，就不需要公众的参与，更不需要公众的监督，所以，也就没必要让公众获知了。

这种官员做主的意识大概是传承了父母官的概念，一方官吏即为地方父母，是不容置疑的，也不需和人商量。但是这个概念对于现代意义的国家来说，已经过时，因为现代国家所推崇建立的是服务型的政府，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政府所极力倡导的政府工作模式。那么作为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职能也应随之转变为向公众提供服务。

但这种类似条件反射式的“否定”几乎摧毁了公众对于官员的信任，以至于在一些地方，面对公共事件或者突发事件，公众的直接反应就是凡是你否认的一定是有的，甚至你越解释公众就越怀疑。客观地说，在一些事件里面，有些官方解释是合乎事实和情理的，但因为之前那种否定已经成为常态，所以即使官方打算不掩饰地告诉公众事实时，获得的反馈仍然是“我不相信”。这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不要忘了，官员的另一个称谓是公务员，按照我的理解，公务员就是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人员。既然是向公众提供服务，那么根据事实向公众提供真实信息而非依照条件反射向公众隐瞒事实，是公务员们应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而要促使公务员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需要被服务的对象、公众，保持寻求真相的精神，不断运用质疑、追问、探寻和求证的权利，使公务员们认识到，不能在用否认或者沉默敷衍了事。

每一次社会事件的发生不应成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试验，不应总是有人因匆忙的否认而成为掩盖真相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