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种昂 8月31日，在彻底排查、封堵溢油点期限的最后一天，康菲中国公司终于递交了工作报告，暂时避过了更为严厉的处罚。如果康菲中国公司的报告得到海洋局的确认，这一天对于整个蓬莱19-3漏油事件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渤海漏油事故的终点，也是索赔大战的起点。

如果说漏油的主要责任方是康菲与中海油的话，接下来这场环保索赔诉讼的主体则是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海洋局。尴尬的是，正当国家海洋局招兵买马、跃跃欲试之际，来自民间的律师团队却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眼下，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海洋局要打的并不是一场单纯的追责诉讼。其中纠结了各方利益：肇事方——中海油、康菲；追责方——国家海洋局、各地渔民以及多家NGO组织、律师团体；对这一公共事件关注的众多媒体、亿万中国公众，乃至中、美等多国政府。

即将拉开大幕的这场环保大战，将是海洋局与多重利益主体博弈的漫长过程。

孤军作战 腹背受敌

“8月31日，海洋局已经收到了肇事方康菲中国公司的报告。由于报告多达上千页，目前海洋局正在进行现场核查和专家评估审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一位管理人士如是说，一旦确认康菲公司完成了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后，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索赔即将开始。

从6月4日蓬莱19-3油田漏油以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场万众瞩目的环保大战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始终在对事故处理进行实时的监控，就是为了起诉在调查取证。因为只有彻底封堵了溢油点，污染完全停止，才能对整个事故的污染范围、程度进行评估，进而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索赔金额。

8月31日，是海洋局要求康菲彻底排查、封堵溢油点期限的最后期限，也被认为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节点。在此之前，漏油点尚未封堵，海洋局一直处于被动的角色。由于缺少海底作业的人才、技术和资金，海洋局对于康菲可打的牌不多，所能做的只有勒令其停产和不停的催促。“在这场事故中，国家海洋局感觉到的是孤军作战和巨大的压力。”北海分局的一位官员坦言，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一出，所有难题都向海洋局涌来。一方面，海洋局要恪尽职守——钻井平台上的督察人员24小时值守，后勤行政人员天天加班统计数据；另一方面，海洋局还要协调对外的各种关系——不断催促康菲排查原因，协调各政府相关部门，向媒体、公众反复做出解释。稍有差池立刻就会招致一片质疑。

上述官员说，这期间，海洋局甚至要承载大量原本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按照中国海洋管理范围划分，海洋局负责海水生态环境污染，渔船、渔业污染归属农业部，商船、港口水域由海事部门负责，岸边水域由环保部管理，近岸地区则应由地方政府出面。可蓬莱19-3一漏油，渤海所有的污染受害者纷纷前来送检样品，请求协助索赔。

更尴尬的是，在这场环保大战尚未打响之际，国家海洋局并非仅有正面战场上的康菲、中海油这两个对手，海洋局身后的NGO以及国内律师团体随时可能使其腹背受敌。

事故公布之初、海洋局尚未明确追责之时，国内数十家NGO组织热情高涨、纷纷表示要打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尽管目前在贵州、云南等地有过个别先例，但在国家层面的公益诉讼既无先例，更无法律依据。

而当国家海洋局公开表示，“正在调查取证，为索赔作准备时”，被挡在诉讼大门之外的NGO组织暂时放弃了公益诉讼的想法，但却表示，将转而监督国家海洋局诉讼要求是否合适。显然，来自民间的力量并不完全信任代表官方的国家海洋局。

尽管国家海洋局在处理事故中自我感觉良好，局长刘赐贵声称，这次事故的处理“反应快速”、“目标明确”、“组织得当”，但却遭到了来自民间势力的否认。2011年8月9日，北京华城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就以行政不作为将国家海洋局告上法庭。

虽然这些起诉尚未立案，但贾方义告诉记者，有人前来当说客，劝其推迟起诉，并非让其撤诉，这更加说明起诉国家海洋局的理由与事实得到了认可。近期他还要前去沿海搜集证据，为即将开始的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做准备。

在这起渤海漏油事故中，原本官方与民间的矛头都应指向肇事方，可随着国家海洋局沦为被告，两条阵线搅和在一起，开始出现混战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