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文

中英两国于9月8日在伦敦举行了第四次经济财金对话。中方领队是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第一把手、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英方由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正式头衔为英国“国库总长”）带领。眼下，囊中羞涩的各发达国家都希望吸引荷包满满、蒸蒸日上的中国的投资，英国为进一步拓展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自然对建立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不敢稍有懈怠。然而，是什么原因令一位资历显赫的中国领导人愿意坐下来，与一个经济及政治地位均数二流的欧洲国家进行这种双边会议呢？

答案从上一轮对话的一长串议题中可见一斑。最突出的一项是有关两国在全球经济协调和对G20集团影响力认同上的合作。G20成功取代G7或G8集团成为主导经济及战略问题的国际组织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于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G8集团由美国一手操控，并集中了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日本和欧洲的英法等强国，G7集团自1945年以来一直控制着全球政策决定权。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G20集团最初以论坛方式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它立场鲜明，强调世界是多边的，不应由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控制。若非爆发金融风暴，发达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美欧等国恐怕至今都不会承认G20集团存在的意义，遑论向其叩首称臣。2009年间，各国央行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世界经济有了复苏迹象，G8集团大有重夺主导之势。日本偏向保留旧日少数国家集团，因后者不包括中国且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而英、法、意等欧洲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也将随着G20集团的崛起而遭到削弱。在各国争夺全球势力的角逐中，英国凭借昔日世界帝国龙头的历史、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外交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地缘或经济版图的界线。英国同意G20为新的全球组织的立场，将使美、日及其他利益集团恢复G7或G8主导全球政策的意愿更加难以实现。

在新组阁的保守政府主政下，英国应对经济衰退的措施是紧缩开支、减少债务。此策略一直受到英国经济界和企业界的抨击，但是它在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的问题上，为那些赤字累累的国家起了表率作用，同时，亦为促使以中国为首的财政盈余国家通过增加进口提高内需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英对话中另一个牵动中国人心的议题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中国如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同，就可以避免贸易伙伴对其“倾销”产品的指控以及对其出口产品设置各种限制。如果一国的产品价格因补贴而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生产成本，世界贸易权威组织会认为此国是“非市场经济”；然而，一旦受质疑经济体被认为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人们对其产品价格“合理性”的存疑便大大减低。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意义重大。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让西方尤其是美国，接受其为“自由市场经济”，但效果不彰。所以，英国这个自由贸易及开放市场的捍卫者对中国经济的认可，将使后者在获得美国首肯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会员以及国际社会的资深成员，英国不仅在推动中国扮演全球新角色上起着重要作用，还能帮助中国达到自身发展的目标。气候变化、绿色能源和知识产权等都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其他则涉及两国间产品及服务等贸易交流上的一些具体事宜。英方尤其属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欧洲平台。中国对外投资今年前七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全球总计达510亿美元。日本自1980年起在英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汽车工业，对后者的就业及出口影响很大。英国长期的贸易逆差累计至今年前8个月已超过10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继日本之后潜在的重要投资伙伴。英国是中国第八大出口国，它对中国的进口额今年前八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幅近50％。双方对探讨和开发未来新的贸易途经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中国企业期望由产业链的低端制造过渡到自我研发设计新产品，英国正好具有中方所需的丰富技术资源。

尽管中英两国在历史上存在着误解和纷争，但双方共同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日益增多。继17和18世纪中国对英一边倒的茶叶、瓷器及丝绸贸易之后，英国先后两次派往中国的贸易使团（麦卡尼勋爵1792至1794年第一次去中国，爱姆赫斯特第二次）都无功而返，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受辱，被英国为首的世界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直至1911年中国的帝王制度最终解体。尽管1949年后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崛起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且其被殖民的耻辱仍令中国耿耿于怀，但香港经济地位对中国有利，还是两国在关系紧张甚至没有官方关系下的一个重要纽带。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持续的繁荣，加上中国亲身体验了英国将其体制结构及灵活性与中国人吃苦耐劳和创新精神完美的结合，都为中英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的成功确实为两国间的互信打下基础，但英国也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将商业精力投注在中国内地，而完全放在香港。当德、法、美等国的大公司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别进驻北京或上海拓展业务，并倾力与当地的中国大公司建立联系时，他们的英国同行们正侧重于通过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待英国公司意识到香港与中国的决策中心相隔千里之遥时，它们的竞争对手们在中国早已获得难以逾越的战略优势。

然而，从刚刚结束的四次对话的议程可以看出，这次对话的涵盖面已远远超出一年前，显示出双方都意识到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彼此皆需超越以往关系中的障碍，为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而努力。中英携手将有助于中国登上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欧洲平台，并接触到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对英国而言，也可借此机会为本国公司赶上其他竞争对手助一臂之力，同时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关键政策的制定上发挥影响，如银行的监管问题等。至少，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只当学生而发达的英国只做老师的观念，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金融在中英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伦敦有可能成为未来人民币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心。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辟海外债券市场就是从伦敦开始的。伦敦有为发行人民币面值债券提供买方的天时地利。人民币如果能够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一样的主要国际硬通货或是储备货币，中国将获益匪浅。如果全球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中国发行债券的成本就会减低，从而有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金融社会中顶梁柱的地位，同时还可以坐收发行国际货币所获得的“铸币税”。随着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人民币有其千军万马的储备做后盾，极具未来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的潜能。伦敦还将继续保持其世界主要保险业中心的地位。这次对话议题中特别强调了双方未来在发展专门保险业方面的合作。全球管理依旧是个重要议题，这次会议特别强调，G20集团应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国际渠道，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会议还提及接受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的货币之一。

通过这次成功对话，中英两国现在已视对方为重要战略伙伴。十五年前当香港仍属英国管辖时，谁又预料到了今天？（马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