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也许正是看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蕴藏的潜在政治力量，茶党自身不仅极力与之划清界限，还对后者发起了强大反击，以遏制左派力量赢得政治资本。

“茶党”运动骨干组织“茶党快车”的高级顾问罗素称，左派势力妄图利用这股力量与“茶党”相抗衡，但把两者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可笑的。另一名“茶党”运动组织者辛德豪尔更是将“占领华尔街”人士斥为“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游手好闲之徒”。“茶党’的集会始终“安全干净”，和“目无法纪的捣乱者”制造的社会骚乱不同。

“茶党”的支持者说,他们的两位创立者珍妮·贝丝·马丁和马克·梅克勒认为，“公司并非天生邪恶，也不应该砍银行家的头。他们认为，这个国家不应当由阶级划分，而应该团结起来，回归那些支撑美国成功的原则。事实上，他们希望更多坚持使美国伟大的原则，用宪法加强对政府的限制，使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去获得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相比之下，‘占领华尔街’和占领其他城市的人希望减少使美国伟大的东西，而增多破坏美国的东西：他们希望一个更大、更强有力的政府来照顾他们，这样他们就不必像其他自己付账的人一样工作。”如果说“占领” 运动的许多示威者对奥巴马政府也十分不满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在监管金融业、创造就业和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做得太少。

从某种意义上看，“茶党”人士的分析是正确：“占领”运动差不多正好是“茶党”运动的反面，后者要求政府缩小规模，减少对人们生活的介入，而前者却希望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后者想要约束政府，前者却想让政府承担更大责任。

因为这个缘故，在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宪政政治哲学土壤中，保守派抨击“占领华尔街”运动“不理性”、“缺少建设性”也不是全然没有理由。事实上，虽然华尔街和金融业对2008年的危机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正如许多头脑冷静的学者所分析，把当前一切的问题都归罪于它们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10月11日，数百名“占领”运动抗议者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富人聚居区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包括对冲基金经理鲍尔森（John Paulson）、媒体大亨默多克、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等人的公寓外，高呼口号，要求政府对富人增税。

鲍尔森公司发表声明自我辩护称：“1%的纽约人支付了超过40%的所得税，为本市与本州的每一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益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在当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戴蒙是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他给纽约市带来的生意可能比任何其他银行家都要多……戴蒙是可敬的，他努力工作并且支付自己的税单。”布隆伯格还说，“金融行业大多数人一年平均收入7.2万美元，他们也是努力工作的人，仅仅攻击他们没有意义。”

一批保守派人士还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是53%”的网站，与“占领”行动的“我们是99%”分庭抗礼。它宣称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税，而参与“占领”行动的抗议者中有很多人属于不用交税的46%，据此强烈批判“占领”行动只是无用的抱怨。该网站的第一条留言如此写道：“你们这些人闭嘴吧！我就是全国53%的纳税人，也就是因为有了我们，你们现在才能去华尔街抱怨。”

六．

如同历史上的一切群众运动一样，“占领华尔街”运动终将落幕。而随着寒冷冬天的来临，这场一再被观察者批评为“目标模糊”、“缺乏具体诉求”、“无重点”的“嘉华年”式的政治抗议的确存在无疾而终的可能性。

然而，历史注定将会记住它。

正如一些评论家敏锐地洞察到的，抗议活动值得称赞的优势与其说在于其目的，不如说在于其形式——它坚持一种非暴力的运转低效的大众参与民主，祖科蒂公园“人民大会”中的每一个人，不但在每一项决策中被询问意见，还可以否决那些他或她不喜欢的决定。集会者不搞投票制，理由是不能因为持某一立场的人多就将它强加于少数人身上；而且，抗议本身就是为了反对现行投票制度所孳生的丑陋的钱权交易和游说博弈。

它也尽量远离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任何意识形态都带有偏见。正因如此，他们拒绝将自己与任何既有政治组织联系起来。他们不想成为政客捞选票的票仓，也不想成为工会利益小团体的扬声器。“如果政客们做出回应，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我们将保持独立，而并不寄希望于他们解决问题。”运动新闻小组成员布雷（Mark Bray）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还强调，“我们和工会彼此独立，但是共同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因此写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露营有一种人类堕落前的纯朴味道……”

的确，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来领导，更没有它自己的马丁·路德·金，然而这些并没有阻碍这项运动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谁能说这种“水平式”的组织形式不是更加适应现今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模式呢？著有《帝国》和《大众》等左翼畅销学术著作的美国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学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盛赞“占领”运动：“虽然他们目前还不能清楚地提出有别于现状的另一种社会模式，但已经非常有力地表达出一种对真民主的向往。康奈尔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西德尼·塔罗则将并且没有特定的选民构成、更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的“占领”运动定义为“一种全新的抗议”。

更有可能的是，运动所呈现出来模糊与暧昧性正是这群抗议者所想要的。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示威者统一要求改革，或以传统的方式施加政治影响。对此，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活跃分子的希尔伯特(Sonia Silbert)解释说，我们不会提要求，也不会成为一个政党，只要我们开始提要求，我们就开始分裂，我们就不再是99%的普通人。的确，运动想要挑战的是代议制民主的僵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不公，这当然不是露营两个月、一两次政府换届就能解决的问题。

对更多人而言，他们并不特别关注运动能产生怎样的即时效果，因为，占领本身就是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希望通过“占领”运动的过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情绪，进而激发一场全社会的广泛辩论，而只要议题一旦形成，就会有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地去诠释其政策含义，而后通过观念的点滴改变来使这个国家的未来最终有所改变。《纽约时报》10月9日的评论一针见血：起草法规不是抗议者的工作，那是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如果国家领导人做好了这项工作，或许就不需要这些游行和集会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差不多已经接近完成自己的使命。事实证明，在这个网络民意的世纪，没有权威才是最大的权威，谁也不敢漠视“抗议”运动所发出的呼声。至于抗议是否能够演变为一组更有条理的诉求、甚至变成一支更为持久的政治力量，那有待于各种研究机构、工会等政治团体及民主共和两党来接棒。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从“抗议”运动的核心议题逻辑地推导下去，改革美国现行的竞选赞助法规似乎应该是最为首要和迫切的任务。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说，“占领”运动所已经呈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愤怒的声音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回荡在西方社会内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于当今这个世界上稍微上一些年纪的人来说，上一个世纪的警钟犹在耳边。

                                                                           写于2011年10月11-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