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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蓉萍

2009年12月31日，刘明康晚上10点半等到所有银行的信贷窗口都关上后，才离开他在北京金融街的办公室，他看到了9.6万亿的全年新增信贷规模。他知道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这是这位中国第一任银监会主席的第6个年头。早在2009年第一季度，刘明康便在各部委及银行业的大小会议上，第一个提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存在的、不能忽视的风险问题。

此前，为救经济于危局，中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各地相继规划的投资计划更是达数十万亿元。一场信贷竞赛就此展开。

在2010年3月的某部委内部工作会议上，刘明康再将矛头指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并宣称自己已经采取行动：“我现在要求各个金融机构回头一个平台一个平台扒开来看，商业可持续的，单独签订合同，不可持续的，本届政府内必须还钱。政府都是过路客，一届一届地，谁有长久心态呢？”

这份中国银行监管业掌门人的巨大责任，始于2003年早春的那个下午。那天是一个星期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把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的刘明康约到了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在那里，刘明康被告知自己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独立于央行的、专门的银行业监管机构。

伴随着银监会的成立，刘明康的上任，一个当时被宣告“技术破产”的银行业，在此后的6年中，完成了除农业银行外所有国有大银行的改制上市，中国银行业的利润跃居全球第一。

然而，刘明康对中国银行业始终保持着一个风险提示者的警醒，是在一派乐观的氛围中说出那个悲观预期的人。而现在，他所担心的那个情况可能还是要出现了……

一个保守者的画像

当所有人乐观时，他选择了审慎。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他的质疑很简单：“很多项目，技术上看很好，技术建成没有问题，但我担心的是经济建成，能不能完全把投资收回来，并产生收益，这是存疑的。”

从2009年底2010年初，在这个话题上他不断强调，但是应和者寡。

到了2010年6月，才有了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四部委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管理的联合下文。接着银监会开始调查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财政部、审计署、央行也开始跟进调查，才有了后来审计署的10.7万亿的数据。

此后，云南地方融资平台违约事件暴露之后，刘明康坚决维护银行利益，给予地方政府压力。

目前，银监会正在着力推进银行在地方融资平台项目上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增提拨备、提高资本占用等等，并得到了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这两年，他提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他挺艰难的。这涉及到很多人的感情甚至利益。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骂刘明康，说他把地方融资平台的事情搞出来弄得‘鸡飞狗跳’的，但他并没有错。”一位银行高管说。

他像一个银行风险的布道者。不过他面对的却是强大的惯性。

一位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层人士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加转轨时期，最难得的是软约束，所有人都在跑马圈地、忽视风险，谁在挑战这些？我现在只看到刘明康在挑战。”

早在2006年底2007年初一次汇丰和交银施罗德的论坛上，刘明康就预见到首先是美国、再次是欧洲会发生危机，进而也会影响到新兴市场，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流行的“新兴市场脱钩和独善其身”的说法。

2008年下半年开始，银监会就提示各家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市场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会出现动荡。

2009年，银监会作了两个历史性的决定，一是禁止银行为公司债提供担保，二是禁止银行互持次级债资本作为二级资本。这无疑使得银行离风险更远了一步。

他的理念是朴素的：“我们不应忽视在本次危机中表现得最好的银行体系正是那些拥有最坚实监管体系的；资本和流动性水平必须与银行资产负债表、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相匹配。”

一位银行高管说，他今年去上剑桥大学的一个银行业EMBA的课程项目，德国的一个银行家来给他们讲课，他说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监管很佩服，如果前些年我们这儿有个像刘明康先生这样的人来监管的话，可能现在欧洲也不会出现这样被动的局面。

裁判员的平衡木

他明白，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如果过度了，可能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自主权；监管少了，又会放大风险。8年来，他试图去平衡这一切。不过，并非所有的时候他得到的都是理解。

在资本充足率指标上，刘明康这几年一直在逼着商业银行提高。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05年为4.91%，2010年底提升为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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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位银行高管埋怨说，银行被这些监管指标羁绊而降低了扩张和赚钱的速度。甚至股民也埋怨银行再融资，到股市来“圈钱”，认为这是对银行风险警惕过度，导致银行不断融资提高资本金充足率。

但8年过去后，商业银行们渐渐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那些原本以为无法企及的世界上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这都是监管逼出来的。这个过程中不乏激烈的冲突，不乏有人向更上层提意见。这里面最最了不起的，是监管者的坚持。这种坚持不是每个官员都能做到的。”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表示。

在危机爆发之前，刘明康就提出信贷资金不能入股市，不能炒房地产。后来就有了银监会制定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并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初步构建了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业务法规管理。这一系列政策从规范贷款业务流程的角度提出了监管要求，确保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旨在提高银行贷款管理精细化水平，营造良好的信贷氛围。

但这一政策出来后，也有一些商业银行的经营者认为，银监会监管过度，破坏了银行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银监会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本报：“事实上最主要是伤害到了银行的利益，影响到了他们的派生存款。但是这种随意放贷会产生贷后不管理，因此而产生的派生存款，我认为本身就是应该挤掉的泡沫。这可能对商业银行来说，存款压力更大了，但也说明三法一引是抓到要害了。

广发银行行长董建岳说，回过头来想想，其实是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于粗放式运作，自由动作太多了，突然要守规矩大家都不习惯了。

同样充满争议的还有银监会要求的2.5%的动态拨备率，就是说，对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原则上不应该低于2.5%，当然同时贷款损失准备金占不良贷款的比例又不应低于150%，两者按孰高执行。

这一政策意味着银行贷款的增加，拨备的支出也随即增加，加大了银行过度放贷所带来的资金成本，对银行进行资产规模扩张是一种限制。一位银行高管也直言不讳地认为这一指标过于“一刀切”，并把监管比喻成“长着牙齿”。

刘明康曾解释说，监管是从整体上考虑的，尤其考虑到中国资产总量特别大，150%的拨备覆盖率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2.5%的拨贷率能做一个弥补，每个机构一样也是一把比较公平的尺子。时至今日，他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两者的博弈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效监管与一个追逐利益和利润的商业银行在监管和被监管的过程中，出现的动态平衡，结果就是不良资产越来越少、不良率越来越低。”深圳一家银行高管对本报记者说。

但是，监管者列席银行开董事会的规定却是引起了不少银行的不满。有银行业内人士认为，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和商业秘密遭到了“无处不在的监管”的侵犯，“政府和监管太过强势”。“其实就是介入式监管，实际上监管参与或者观察董事会整个内部讨论的过程，这样一方面考察董事的履职情况，另一方面也能很好地了解董事会本身的工作是否有效，但监管并不会干预。”银监会相关人士说。但有银行坚持认为，监管者列席会议，了解具体经营情况，事实上就是为了干预。

广发银行董事长董建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评价刘明康说：“他是一个审慎监管者，很严厉很坚持，尽管被监管者躲来躲去，但他不厌其烦地坚持下来，坚持了8年。被监管者们现在开始慢慢习惯做事情要讲规矩，不能胡来了。”

未完成的使命

和以往每次参加会议都着西装打领带的装束不同，10月29日下午4点，刘明康身着拉链式的深蓝色夹克衫出现在银监会三层会议室里。便装和拉链的细节，被银监会他的一些昔日下属解读为，“秉承了刘主席儒雅做派，谢幕也有仪式感”。

这个银行家眼里严厉的监管者，告别银监会的同事们时表现得温情脉脉，他甚至到银监会各部门的办公室去一一告别，说上几句鼓励的话。

到退休年龄的刘明康，其实早在今年8月份，就已经主动向上级提出从领导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

这一刻，卸下重任的刘明康或许再次想起了8年前的那个下午，那时那景犹在眼前：“早春的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上，院子里非常安静，偶尔有一些喜鹊在院子里唱歌。总理和我两个人，坐在桌子两头，聊了一下午”。

那个下午，刘明康向温家宝总理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银行业监管改革计划，即抓住国有银行和农信社改革，带动其他金融机构改革的“抓两头，带中间”，而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思路，都源于此。

8年后，这一使命仍然需要后来者继续完成。他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他依然在反复强调风险，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以及日益突出的理财产品的风险、高利贷风险、银行员工道德风险。

银行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杨再平对本报表示：“虽然没有和他交流过，但我觉得他卸任之后最放心不下的，应该依然是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他对我们银行业金融体制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存在的政府干预的担心。这其实也是导致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形似神不似的原因之一。”

刘明康深知，中国银行业股改上市后的历史还很短，尚未经历过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银行的风控和稳健经营能力都有待考验，监管者要始终走在前面，保持冷静的头脑，审慎看待未来。

和风险赛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