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怡

经济观察报：目前全国投融资平台都存在着债务风险，重庆有着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情况怎么样？

崔坚：现在除了金融机构之外，其他的企业负债率原则控制在60%左右。我们允许企业在这个标准点上下浮动，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企业的负债率太低，我们认为这个企业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没有用起来，但如果太高，我就会感觉你有风险。

目前我们考核标准是64%，偶尔超过三四个点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再超过这个数字，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认为我们重庆的八大投有任何风险。

经济观察报：你们如何做到负债率维持一个区间？

崔坚：首先，重庆市财政不直接为八大投资集团融资担保。假如“八大投”要借100亿元，重庆政府担保，那么“八大投”的风险全部变成了重庆政府的债务，这行不通。

其次，八大投资集团之间互相不能担保。因为互相担保，会掩盖矛盾，若一个集团出现问题，就会把八个集团都拉下水，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要防范。

最后，专项资金绝不互相挪用。因为投资集团中有些资金，是中央给的专项资金在一个集团内，哪怕这个资金放在账上还有余，别的项目资金很紧，也不能交叉混用。

经济观察报：如何定位地方国有企业的角色和作用？

崔坚：我认为地方国资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像央企一样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而是应该在当地经济中起带头作用。重庆市通过国有企业的运作，形成了上交税金、上交收益、帮助政府投资、减轻财政支出的“第三财政”，增强了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惠及民生的底气，为公共财政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我认为这就是地方国有企业应该努力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重庆国有经济这么强势，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会因此受到挤压吗？

崔坚：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或者挤出民间投资，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西部十二省市中，重庆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是最发达的。

还有一组数字，重庆非公经济占该市GDP比重由重庆直辖之初的26%提高到去年的60%。这就充分说明在该市国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公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发展，重庆现在和今后都不会出现“国进民退”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目前重庆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怎么样？

崔坚：我们重庆推动的是“走出去”与“走回来”的相结合，实施“一石三鸟”的模式，即通过投资海外实施并购或独资设企业，实现“走出去”；依托海外主体，通过海外市场融资后投回重庆，完成“引进来”；通过投资重庆收到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多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