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雨亭

“我有点不想干了。”在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委会干了15年的吴金程，萌生了退意，对于即将到来2012年换届选举，他提不起任何兴趣。

这些年，他一直在“商人”和“村支书”这两个角色间来回穿梭，一半时间在村委会，另一半时间在成都做生意，已经分不清哪个是主业，哪个是副业了。他说：“太分心，失去了很多生意。”

在村委会干了这么多年，他认为自己村干部这个角色“基本合格”。当年他放下陶瓷生意，回到大埔村竞选时的承诺就是让村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没有食言，目标基本实现了。

大埔村由原先贫穷落后的乡村变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街道宽阔笔直，道路两旁是一排朱红色墙体的乡村别墅，还有一个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学校、灯光球场、公共图书室和农民休闲广场。

根据吴金程的估算，这个常住人口只有4700人的村庄里，身价上亿的就有好几个，拥有上千万资产的就更多了。

“这并不代表所有村民都富起来了，贫富差距很严重，还有相当数量的村民生活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吴金程坦言了这个现实。如果他继任村支书，解决贫富差距可能就会成为他的工作重点，然而关键是他是否愿意继续干下去。他指着自己开始略微发福的身材说：“人生能有几个15年?”

商而优则仕

吴金程十五六岁时，背井离乡到外面闯荡，在昆明、成都一带做瓷砖生意。

1992年返乡结婚时，他成了让村民们羡慕的百万富翁，拥有几百万资产。

结婚后，他准备暂时留在大埔村，跟叔叔合作办了一家瓷砖厂。但很快他发现了大埔村有着沿海地区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打破了传统村庄的宁静，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治安状况已糟糕透顶，抢劫和偷盗成为家常便饭。

年轻气盛的吴金程看不下去，他想改变这种现状，凭借自己的游说能力在大埔村公开捐资了几十万元，组建了一支由青壮年组成的巡逻队，日夜巡逻，效果立竿见影，治安状况很快得到了解决。

这次组织得力让他获得了第一笔“政治资本”，1997年村委换届时，他被推选为村长。他曾一度犹豫不定，最后还是选择担任。村委会的窘境超过了他的想象，他正式接手时发现账上只有2万多元。

吴金程准备大干一场，他把成都的企业交给了别人管理。1997年在竞选演说时承诺“不乱用村里一分钱”。他说自己现在都保守着这条承诺，不领工资，连私人司机、燃油和请客吃饭等都自掏腰包。在采访的那天中午，他订了两份盒饭，一共花了20元。《晋江经济报》产业财经部副主任丁志民介绍说：“村级政权的乡贤治理在晋江以及闽南地区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在位于晋江市东石镇西北郊约两公里井林村的村主任——许金锁，也是当地传奇人物，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泉州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每年公司销售达数亿元。

1997年，许金锁干了两件事，第一是跟许庆纯合伙创办了喜多多，第二就是被推选为井林村的村主任。

据他描述，他上任时的村财政比大埔村还要糟糕——负债21万，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对于任何中国乡村财政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因为没钱盖办公楼，他们只有沿袭先辈的习惯——在宗族祠堂里处理所有村务。如果哪个村干部想在祠堂拥有独立的桌椅，“不好意思，请自费”。如果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他们几个村干部只能凑份子钱办招待。

许金锁第一项任务就是解决井林村财政赤字，如果摆脱困境首先要开源节流，他很快发现，果林、村级电网和盐田等有财政“富矿”，都被前村委领导用低廉的价格承包出去了。承包者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关键是他们手中都握有一张盖有村委公章的合同。如果抢回承包权无异于虎口夺食，这意味着他必须有更加强悍的手段。

这似乎并没有难住精明的许金锁，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撕毁合同的充足理由——未经村民大会同意的合同均属无效。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激怒了旧有的势力，他们扬言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有的干脆领着一帮人冲进办公室，抓住衣领要揍他，许金锁说：“我没有屈服”。

虽然这个戏剧化的故事无法求证，然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他用公开招标方式，把承包权用更高的价格重新拍卖了出去，解决了村委会的财政困境。

他的另一个政绩就是给村委会盖办公楼。当时资金紧张，他模仿了地产商们“空手套白狼”的预售制度，请建筑设计师绘图，预先出租底层摊位权15年，获得18万元的启动资金，并且给施工队分批付款，然后又向镇政府申请资助，最终把村委办公楼盖起来了。

根据统计，井林村旅居海外的侨亲有1010人，他把这些海内外乡贤都召集回来，举行约两百多人参加的团拜会，当场募集了不少捐款。为村民争取利益，让他在村民中拥有了一定号召力。曾经村里的另外一个人对他发起了挑战，竞争村主任的位置，结果竞争者只得到了400多张选票，他获得了1700票。

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得那么正确，例如他在1999年，因无法同时兼顾公司总经理和村主任两个角色，辞去了村主任的职务，并推举了另外一个让他放心的年轻人担任。然而那个被推举的村主任却辜负了他的期望，成天喝酒，一事无成。

井林村9年经济停滞不前，没任何的发展。

2009年，他再次以2800票当选为村主任。任职迄今，他又在井林村干了很多事。“他的聪明在于，所做的事都是政府所推动和提倡的。”晋江市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

改变并非易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樊平对“富人治村”现象有过研究，他曾在《人民论坛》发表文章说：“富人争当村官且经过合法选举程序能够当上村官，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对于农村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

他认为：“村委会干部类型也正在由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权威型向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能人型转变。”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新乡绅治理”模式。

的确如樊平所言，像吴金程、许金锁这种经济能人正在用自己的能力，改变死气沉沉的传统村庄，但是，改变却并非易事。

例如吴金程在1997年当选村长后，为了完成他心中关于城市化村庄的理想。他着手开始了一系列旧村改造，拆猪圈、盖公厕、修路、环境卫生整治、拆迁征地……然而这一系列新农村建设触动了部分村民的利益，无论是盖公厕、修道路还是其他基础建设，但凡涉及到个人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都会引来一片骂声。很多村民为了赔偿问题，跟他急了，有人说拿绳子到他家中吊死，也有人说要搬到他家来住……

吴金程说：“现在还有人上访告我呢，农村是很复杂的，如果手段不硬朗一点，什么事都干不成，除非不干！”

他在推行大埔村旧村二期改造工程时，碰到了更大的阻力，动迁工作一度停滞不前，村干部也有抵触情绪，他当时急了，火气很大地说：“实在不行，你们就写辞职报告吧”。“农村你得罪了一个人，等于三个人。”吴金程说从当选为村支书第一天起，持续不断的流言蜚语就开始在村庄蔓延，一句最令他无力回击的质疑是：“你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当村干部，图什么？”他时常追问自己的动机：“对呀，我到底在图什么呢？”

面对非议，他无数次想过一走了之，但最后还是经不起别人劝说，还是留了下来。这15年的村官生涯，让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如何收买人心”。

最近，他正在推动大埔村的养老制度，通过向全村公开募资成立了一个敬老基金会，用募集来的钱修建一座敬老院，意味着今后村里的老人衣食住行、医疗、康复全在里面。

吴金程想，敬老院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他或许会选择离开了。

他说：“我已在村里干15年了，也差不多了。如果我去做生意，每年拿几十万出来给村里老人，他们会感恩戴德，如果做村官，他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15年的村官生涯，虽然他在生意上失去了些机会，但政治上的回报却是明显的。在他那间约3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书柜上，摆放了他跟中央、省市级高层官员们的合影，包括许多政府和荣誉组织为他颁发的证书和奖杯。在他递给记者的一张名片上，印满了各种社会职务和荣誉；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以及晋江市农村合作银行董事……这一切是一般商人难以获得的。

对着书柜那些证书和奖杯，吴金程的眼神来了神采，他说：“各级政府和领导对我的工作还是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