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当夕阳落下，牛羊入圈时，辉映在霞光里的蒙古包，就像镶嵌在草原上的珍珠。这就是那悠远的歌声里的毡房，它留存在孟根其其格的记忆里，念念不忘。

和大多数蒙古人一样，孟根其其格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有了固定的房屋。但如果有机会，她还是愿意再回到大草原上，搭建一座蒙古包，与天地相拥，与牛羊为伍……

告别蒙古包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勒森道尔吉和孟根其其格夫妇俩，还住在居延海湖畔。整个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辽阔无边、人烟稀少，只有在这片湖泊周围，才显现出一片生机。

其其格就出生在蒙古包里，土尔扈特人是她的祖先，在她的记忆中，从出生到现在，她就没有离开过这里。那时，身边的额济纳河水量充沛，润泽着这一大片草原，她家的毡包，无论搬到哪里，总是在这条河流的沟沟岔岔中。

广袤的草原上，缺乏砖木等建筑材料，蒙古包是牧人们最适宜搬迁的住所，它可通风、能采光，既便于搭建，又便于拆卸移动，适于轮牧走场居住。一架勒勒车，一个蒙古包，就是她流动的家，每年总要搬迁三四次，每次搬家，她都兴奋异常。因为新的家，总是有更丰茂的草，更清澈的水。

在其其格的记忆中，蒙古包内宽敞舒适，是用特制的木架做“哈那”（蒙古包的围栏支撑），“墙壁”用两至三层羊毛毡围裹而成，再用马鬃或驼毛拧成的绳子捆绑结实。蒙古包的顶部呈天幕状，圆形尖顶处开有天窗，上面盖着四方块的羊毛毡“乌日何”。

一个大家庭，往往由若干个蒙古包组成，最重要的帐篷通常最大，里面设施最齐全，类似于客厅，打开门低头进去，正中央是一个取暖用的开水炉，烟筒直通天窗，门口直对的帐篷尽头位置，是各式各样的柜子，用来存放衣物，柜子上面有个类似于神台的平台，用来供奉神灵或者成吉思汗。厨房呢？则是在帐篷外头附近垒个土灶，烧牛粪。

如今，其其格已经告别毡房将近10年了。随着内蒙古“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政策的实施，蒙古包的消失成为必然，而其其格，早就在附近的策克嘎查，拥有了大砖房，只是，她并不愿意住在那里，每年穿暖花开，她都要在居延海旁边，搭上一个窝棚，住上半年。

位于居延海湖畔的帐篷，看上去很简陋，只是个临时居所，比起原来的蒙古包，也差得很远。从帐篷稍稍往远处走几步，就可以看见漫无边际的戈壁和沙漠。能够获准继续放牧，其其格已经非常满足。但建造蒙古包，早已是奢侈的想法。

现在，在整个阿拉善盟，也难以找到传统意义上的毡包作坊了，传统的蒙古包的建筑取材，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钢柱取代了木支架，各种柔性材料则取代了羊毛毡。而很多旅游景点中的蒙古包，则干脆变成了砖混结构，天窗也早就被封闭了起来。

蒙古包的消失，映照着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与我们挥手告别。

记者曾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旗内仅存的一家蒙古包工厂。工厂的老板介绍，他是在20多岁时进到了这家工厂的，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工厂只剩下了十几名工人。蒙古包的销量在逐年萎缩，一年下来，如果没有旅游景点定做的大宗订单，只能卖出去约30多个，算勉强维持生计。

位于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的茂源畜产品加工公司，加工的羊毛毡占蒙古国市场的90%。他们在蒙古国设立了办事处，专门收购羊毛和羊绒，加工成质地结实厚重的羊毛毡，再出口到蒙古国。

在国内市场，羊毛毡已经基本失去了市场，现在，除了一些旅游点的业务，国内的销量几乎可以忽略。

历史变局

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蒙古包的消失，是伴随着游牧范围逐渐缩小，游牧活动逐步向农牧业生产转化的过程。

17世纪，清政府推行盟旗制度以后，牧民的游牧范围，由过去的上千公里，缩小到二三百公里；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牧民生产活动被限制在生产队范围内，游牧距离进一步缩小到四五十公里，在牧区南部地区，甚至缩小到不足10公里左右；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在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制”，牧民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和固化。整个内蒙古大草原延续几千年的游牧生产方式，被彻底终止。

1987年到1991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曾经鼓励牧区实施“水草林料机五配套草库伦”政策，鼓励农牧民打井取水，种植饲草料，草原上零零星星出现了饲草料基地，传统的草原，逐步向半农半牧的状态演化。“作为先进经验，好多牧民都种上了棉花等经济作物。”额济纳旗原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吉友告诉记者，在额济纳旗境内，逐步形成了3万亩的种植规模。

如今，政策在转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曾经鼓励开荒，如今被严厉禁止。牧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逐步恶化，这片土地，已经不适宜放牧，也不适宜种植。实际上，额济纳的生态环境，近年来一直令人担忧，曾经肆虐整个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就数次溯源于额济纳。

其后，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出台，最终的指向却相同，游牧活动区域逐渐缩小，牧民逐渐无法迁移，也无处迁移。适宜于远距离迁移的蒙古包，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用砖块和土坯砌筑起来的房屋，当然比用毛毡包裹的蒙古包更能抵御风寒。在各自承包的草场内，牧民们逐步也建起了房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海山认为，现在强行推行的“划区轮牧”制度，使草场面积更加微型化，成倍增加了对牲畜在草场上踩食践踏的时间，造成“蹄灾”的发生，最终导致草原生态系统环境整体急剧恶化。

何处迁移

几年前，孟根其其格就搬到了附近的策克嘎查，作为告别牧场的补偿，她共得到了90多亩额济纳河边的耕地，还有政府统一建造的大砖房。她的羊群，也从高峰时近1000只羊，缩小到现在的100多只。

为了让拥有大片草场的牧民们告别牧业，政府用耕地来置换牧民先前拥有的草场。这是种过渡政策，下一步会实施退耕还林或还草。这是因为，生态脆弱的额济纳河流域，早已不适宜放牧了，也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未来只能用作生态保护。

再过两年，在其其格58岁的时候，按照政策，她就要搬到旗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会领取到政府发放的每月1000元的“工资”，孟根其其格笑着说，她也很快领工资了。这也意味着，她将彻底告别羊群，告别放牧的生活。

额济纳旗生态移民项目从2002年启动，至今实施已经将近10年。实施退牧还草以后，21周岁以上的牧民，每年可获得约1万元的补贴；老人参加了农牧民养老保险，到56岁后都能领到养老保险金。

达来呼布镇人口不足2万，低矮的平房占据着大多数城区，入夜之后，镇上就变得静悄悄。可其其格仍然觉得小镇太喧嚣，她宁愿选择在居延海的岸边，搭建一个简陋的窝棚，与她的羊群在一起。

“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不想离开。”孟根其其格扬起脸平静地说。

实际上，孟根其其格的固守，代表了大多数老一辈的额济纳牧民。他们不愿意去耕种，也不愿意安心享受政府的补贴，过悠闲的日子，好多人坚守在贫瘠的、日益沙化的草场，铁了心度过这最后的日月。

但他们的儿辈、孙辈，不会有这样的坚持。孟根其其格有一儿一女，都在达来呼布镇安了家，他们或经商，或打工，游牧生活早已远去。莫日根，经营餐馆的蒙古族小伙子，就不愿呆在牧区，他告诉记者：“牧区太无聊了，生活也不方便，没得上网，去找个朋友要骑上半天马，还是镇上好，什么都有。”

从游牧到定居，牧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维持生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人努力适应了，有人却一直在抗拒。

唐培拥是个汉族人，他的曾祖父从甘肃民勤迁入额济纳，成为了牧民。10年前，唐培拥有1万多亩的戈壁草场，常年养着100多峰骆驼，400多只羊。2004年，随着禁牧的实施，唐培拥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告别了30多年的游牧生活，搬到了达镇附近的温图高勒嘎查，变成了农民。在补偿的土地上，唐培拥开始种地，他很快尝到了甜头，相比放牧，种地的经济效益好多了。从2006年开始，除了自己分到的30亩绿洲耕地，唐培拥还承包了200多亩地。

布日德格积极地尝试养猪，不过开端不太理想。由于经验不足，设施也不全，买了18只小猪，死掉了6只。他没泄气，四处找人请教，但也不忘自嘲：“蒙古族养猪的传统少吧？没有呢。历来养猪养鸡哪有蒙古人发财的。”

达来则建起了家庭旅馆。他家是一栋168平方米的房子，楼上有3个卧室，在当地胡杨节期间，向游客开放。按照当地旅游局的规定，一晚上100元一个床，每个房间至少能睡两至三个人。这个房子是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果之一，国家补贴6万元，牧民自己掏10万元。

现在，真正的额济纳牧民已经很少，常住的只有不到5000人。而随着禁牧、移民，传统的额济纳牧民，也将成为市民。电影《东归英雄传》曾专门书写了额济纳牧民的辉煌：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作为土尔扈特蒙古人的一支，阿拉布珠尔率领一系土尔扈特人以进藏熬茶礼佛为名离开俄国，在遭遇了俄国军队的激烈阻击后，终于东归清廷。土尔扈特人在藏地居住了几年后，转而在额济纳河流域定居下来，延续至今，就是额济纳牧民。

孟根其其格、布日德、达来，就是土尔扈特人的后裔，也是最后的额济纳牧民。这一切或许都不可逆，历史使然，环境使然。蒙古包消失了，勒勒车消失了，原有的生存方式亦在改变，对于这个马背民族来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