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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正在迅速蔓延。本报获悉，北京市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于近日获批，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北京市地税局正在抓紧向全市54000多户营业税纳税人进行调研。而天津、重庆、江苏和深圳也正在积极申请试点中。“这是地方政府的一种应急反应，上海的试点必然会形成税收洼地，使得市场资源配置向上海流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说。

在她看来，试点势必造成税负不公现象，所以“营改增”必然会迅速在全国铺开，“中央对此需要有预案，比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说是这一轮税改中的头等大事，也是第一大税制改革，其改革难度相比近年其他税制改革大得多。

上海刺激了谁？

去年11月国务院批准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北京坐不住了，仅一个月后就递交了试点申请。

本报了解到，北京市政府目前正在协调各部门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北京的调研并不限于上海试点那几个行业，而是针对所有缴纳营业税的共5400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希望采集更多数据，以制定方案。

由于北京的服务业与上海有些区别，建筑业和文化传媒产业比较发达，所以北京会更倾向于在这些领域试点。但普华永道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间接税主管合伙人胡根荣认为，北京的行业范围与上海不会有太大区别。

紧挨着上海的江苏已经感受到了威胁。企业在长三角寻找供应商，现在肯定会首选上海，上海能开出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但江苏只能开营业税发票，不能抵扣，这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不小的成本。

江苏税务部门的一位官员从地方税收收入的角度分析，上海开出来的票在江苏能够抵扣，减少江苏的税收，但江苏开出的营业税票却不能在上海抵扣，不影响上海税收，怎么算都是江苏吃亏。据悉，江苏省已派出地税部门官员前往上海学习。

另据悉，深圳、江苏、天津、重庆这些省市已经纷纷递交试点申请。一位深圳地税部门官员说，深圳一定要申请试点，否则同样是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对深圳非常不公平。

倪红日认为，“营改增”对于非试点地区意味着不公平，增值税是一种中性税，公平是其根本，如果不迅速在全国铺开，也背离了增值税的本意。

而营业税最大的弊端是重复征税。以建筑业为例，胡根荣表示，建筑业采购的生产材料几乎都与增值税有关，这部分增值税并没有抵扣掉，增加了不动产的成本，同时因为建筑业分工环节多，营业税在每一道都要收取，增加了重复征税严重的可能。他认为，如果在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将减轻多重征收的营业税。

上海正在努力延长税收洼地的存在。据悉，上海正在申请在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开展营改增试点。

根据财务部的计划，逐步扩大试点行业范围，条件成熟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

敏感的企业

王先生是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在北京经营十余年。2011年年中，他从朋友处得知上海有可能试点“营改增”，于是他从10月就开始筹备将北京公司迁至上海。“不只是税收优惠，这一政策肯定会增加上海的吸引力，这个行业就会有活力。”王先生说，现在他的公司由原来5%的营业税调整为缴纳6%的增值税，虽然税率增加了，但可以抵扣进项增值税了。直到去年12月初，王先生的上海公司才开始正式营业。当时，上海的税务部门和试点涉及的企业都在忙一件事儿——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做好准备。“从公布到实施只有一个多月，不论企业还是税务部门，准备的时间太短了。”王先生说。

12月底的一天，王先生新成立的公司被税务部门通知，在规定的一天内前往税务局安装税控软件。通知强调，企业必须携带电脑主机前往。“以前企业都是自己安装税控软件，这次是税务部门亲自安装，区别很大”。

现在企业每开出一笔发票，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就能知道，有进项发票也要通过连接电脑的扫描仪输入系统，让税务部门第一时间掌握。

在王先生看来，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税收规范度大大提高，规避税收的可操作空间也小了。“虽然都说营改增是一项减税政策，但对于一些企业税负可能会增加。”他说，自己的代理公司过去缴纳5%的营业税，现在要交6%的增值税，虽然现在可以抵扣进项成本，但一个代理公司不用车不用设备，能有多少进项抵扣呢。

不过，可喜的是公司在上海其业务量要比北京大很多，王先生认为“营改增”使他们的企业因为能开出增值税发票而变得更有竞争力。

事实上，企业对“营改增”表现出的关注远超预期。普华永道于今年2月份在北京组织了一次针对客户的讲座，议题主要针对北京试点企业将如何应对“营改增”等。出乎意料，讲座当天临时加了5排椅子。据悉，企业非常踊跃地进行提问和咨询，现场颇为热烈。普华永道参与了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研究工作。

多位学者和研究机构表示，目前很难测算企业税负是增是减，因无法预测企业未来会有多少抵扣，但随着试点地区和行业的不断扩大，抵扣链条越来越完整，税负始终会降低。

胡根荣举例，比如一家生产型企业从一家咨询公司购买了100万的咨询服务，咨询公司给其开出了已包含营业税的发票，这家生产型企业是不能拿已经包含在服务费中的营业税额做抵扣的。这些营业税将作为企业成本计入该企业的产品价格中，消费者将承担这一税负。

但如果咨询行业营改增试点后，比如增值税税率为6%，那么咨询公司开具的106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生产型企业可以从其销售产品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扣除进项税，产品价格也会因成本降低而有了降价空间。

税改头等大事

张斌很确定，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制改革中的头等大事，可以说是第一大改革。中国增值税和营业税相加是全国总税收的42%，前者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后者是地方第一大税种。

而地方会如此积极试点，也是出乎意料的。在最早征集试点地区的时候，很多省市并不积极。一位东部省市官员对本报说，“营改增”意味着地方第一大税种消失，被增值税替代，而增值税的75%归中央，如果“营改增”，必须同时进行财政分配体制改革，对增值税分成进行调整，即便无法同时改革，也要给地方一个说法。

正当这些地方等说法的时候，上海主动表示参与试点，损失自行承担。

“一个税制改革必然对应财政体制改革，尤其‘营改增’这种大的改革。”倪红日表示，财政体制的改革预案一定要提前做出，否则迅速铺开后，一些问题和矛盾将演变成全国性的。

现有的方案规定，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收入仍然归试点地区，既得利益不变，但随着范围扩大，所涉及收入规模也大，需要把增值税放到统一的盘子里去分配。“上海国地税是一家，有些问题好协调，但如果北京试点，增值税还要分出甲乙，甲部分由国税征，营改增的乙部分由地税征。”张斌说。

但据了解，增值税在中央地方间分配比例的调整，目前几乎无人提及，最终中央与地方如何协调收入的方案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出台。

倪红日建议，短期内将现有试点行业在全国铺开，在已有成熟预案之前不宜扩大试点行业范围。胡根荣表示，“增值税全面替代营业税条件还不够成熟。有些行业实行起来比较难，如金融业，按简易征收办法改革，与现有的营业税差别不大，但如果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其抵扣操作并不简单”。

胡根荣还认为，政府在研究各个行业的营改增上，还要测算对终端消费者的税负影响，全面替代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