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事情原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自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历来是意义重大但毫无悬念的政治事件。过往近15年里，香港曾四度选举特首（其中包括一次补选），不是因为合资格参选人只有一名而自动当选（董建华），就是因为来自所谓“泛民主派”的竞争对手实在不堪一击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曾荫权）。

这一次本来大概也当如此，至少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很少有人会怀疑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唐英年无法顺理成章地接过“光荣退休”的曾荫权的班。甚至直到今年春节后，香港坊间还有传闻称，北京曾向香港方面嘱意支持唐英年出任下届特首。

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特区行政长官是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并投票选举出。而他们分别又是根据38个“界别功能”分组产生的，代表的是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团体及区域组织的利益。这个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与内地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尽管唐英年较梁振英更迟宣布正式参选，但在这场“双英对战”中，他的履历远胜对手。原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出身草根又无太多实际政务经验，与此相比，唐英年乃名门世家子弟，这一点颇类首任特首董建华。今年将要度过耳顺之年的唐英年祖上是来自江苏的纺织巨头，其祖父是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爱国资本家唐君远，其父唐翔千拥有66.3亿港元资产，在美国《福布斯》2010年发布的香港富豪榜上排第40位。而唐英年的岳父则拥有亚洲最大制线厂“金泰线球”。

唐英年于1991年获委任香港立法局议员，开始从政生涯。“九七”后出任行政会议成员，后正式加入特区政府决策部门，仕途一路顺利，并最终当上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由于他的个人背景及与工商界的特殊关系，唐英年获得的378张提名票，大部分来自工商界，其中包括四大巨商李嘉诚、李兆基、郭炳江、郑家纯。直到距离投票还有一周时，华人首富李嘉诚仍然在试图以自己的影响力介入此次激烈的特首竞选，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公开表示支持唐英年。

然而，在这场香港媒体用“狼（指梁犀利有闯劲）猪（指唐自鸣得意且略显蠢笨）之争”来比拟的决战中，笑到最后的却是狼。

3月25日中午的开票结果是：梁振英在选举委员会委员投下的1132张选票中赢得了689票，得票率为61%；唐英年和另一位代表“泛民主派”出选的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得票率分别为24%和6%。虽然并非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的直选，但目前这个结果与三人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梁、唐、何分别为39%、22%、11%——大致吻合。

应该说，梁振英也是北京中央政府认可的一个人选。他长期以来被香港民众认为是比唐英年更为明显的“亲中派”，有人甚至怀疑他秘密加入了中共，以至于他曾迫于压力一再澄清自己不是中共“地下党员”。

现年57岁的梁振英出身贫寒，是一位警察的儿子。1988年，年仅34岁的他当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个委员会负责帮助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具体工作是为起草《基本法》收集意见。1997年，梁振英成为首届行政会议成员；1999年，他被任命为行政会议（其功能有点相当于政府的内阁）召集人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年9月辞职参加特首竞选。此外，他多年来一直是全国政协常委。

与唐英年的“平稳过渡”不同，梁振英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纲具有迎合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倾向，其中最为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承诺重启公共保障性住房（“公屋”和“居屋”）建设。他还强调未来将应对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局面，并扶持中小企业与香港的大企业集团展开竞争。这些主张很自然引起了香港商界富豪们的担忧和反感，但却得到了香港广大民众的欢迎。外界甚至有传言说，如果梁振英胜选，李嘉诚将撤出其在香港的投资。虽然旋即遭到李嘉诚本人的坚决否认，但亦足以表明商界对梁振英的疑虑。

政治竞争加剧

显然，如果唐英年想从自己出人意料的失利中总结出一些什么教训来的话，他得归咎于香港的言论自由。事实上，正是香港媒体的不断揭丑，硬生生地把本来前景一片光明的他拉下了马。

去年9月19日，《明报》以头版报道唐英年的前政务助理袁莎妮担任香港总商会新总裁没有按惯例公开招聘，惹来一片婚外情质疑。迫于媒体的追问，唐英年稍后公开承认自己的私生活“有缺失”。今年2月中旬，就在唐英年正式递交参选特首提名表格前夕，多家媒体报道了他家地下室2000多平方英尺“违章建筑”一事。据说，里面有一个大酒窖、多功能影院，甚至还有一个日式浴池，其面积比土地匮乏的香港90%的公寓都要大。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唐英年对上等葡萄酒的喜好和他的大批藏酒，他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取消了香港的葡萄酒税。

频繁曝光的丑闻不仅使唐英年原本就一直落后于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进一步一落千丈，更使2012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了白热化竞争，它的情节发展意外地脱离了平淡无奇的常规剧本。

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民意开始真正在只有1200个人有投票权的间接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人因此指出，作为现有制度下最后一届特首选举，2012年的“不一样过程”，将成为五年后香港特首普选的预演。根据此前通过的法律，全国人大已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从2017年开始通过普选产生特首的权利。但由于至今尚未就此诞生过任何一份清晰的路线图，它遭到了不少香港市民的怀疑。

实际上，早在2011年7月中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已明确指出：“香港已进入新的选举阶段。”他提出了参选特首必备的三项主要条件：第一要爱国爱港；第二要有高的管治能力；第三要有比较高的社会认受度。“管治能力与民意基础”被提升到与“爱国爱港”同等重要的高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在今年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说：“香港一定能够选出一个为多数港人所拥护的特首。”这也凸显出中央对特首民意基础的重视。

另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变化是：亲北京的所谓“建制派”不再是铁板一块，很可能因为本次选举中唐英年与梁振英之间不留余地的相互抹黑而分裂。

事实上，由于竞争激烈且两位候选人均不拥有压倒性优势，以往西方民主国家政客选举时屡见不鲜的“抹黑文化”也首次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今年的香港特首选战中。唐英年一方的丑闻缠身自不待言，梁振英一方遭遇的诚信危机也不小。香港《东周刊》报道，梁振英于2001年担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的评审时，与其中一家参赛公司有关联，被官员发现，认为有利益冲突之嫌，梁振英被暂停最后的评审工作，但仍挂名担任“评审”。梁振英则回应，自己在事件中没有牵涉利益，但无交代是否被暂停评审工作。在3月16日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中，梁振英被唐英年指控坚持硬推《基本法》23条立法。唐英年更指斥，梁振英当时在政府一次高层会议上，曾说过香港始终有一次须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者，梁振英当场否认。唐英年还指责梁振英曾提出缩短香港商业电台牌照年期，涉嫌干涉言论自由。到选战末期，唐英年甚至利用他刚刚注册的新浪微博攻击竞选对手“政纲前后不一”……这种面向大陆的公开的竞选造势着实让内地的微博用户兴奋了一回。

唐梁两人相继被曝出多宗丑闻后，全社会为之震惊。香港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么多年来，香港精英阶层从未出现过这种诋毁个人的政治竞争，它破坏了香港政治的“潜规则”。香港民建联人士坦言“亲眼见证了这次建制阵营撕裂的程度”。有人分析指出，梁振英当选后，支持唐英年的一方也许会对下一届特区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建制派内部斗争会加剧，可能影响未来特区政府的管治效率。由于此次铺天盖地的黑材料，“新政府需要较长的时间建立威信”。而不同利益团体也需要时间，妥协重组成为一个新的利益联盟。

经济前景迷茫

若仅从宏观全貌来看，回归15年后的香港仍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就拿刚刚过去的2011年来说，特区经济增长率达到5%，官方认可的人均 GDP也早已超过30000美元，此外，特区政府还连年实现巨额财政盈余……看起来，香港经济正在迅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实现复苏。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只要谈及香港的经济前途，许多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却都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

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显著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使得大多数港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随经济增长一同增长。相反，随着两极化加剧，社会上的相对贫穷者不减反增。

表现最突出的是压得绝大多数工薪族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喘不过气来的扶摇直上的房价。可以说，在楼市问题上，特区政府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同样饱受此困扰的内地政府轻多少。就连曾荫权都曾坦言，香港的房地产价格确实“相当可怕”。去年夏天以来，特区政府试图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来抑制楼价，并多次探讨重启“公屋”建设计划。此外，特区政府两年来还通过一系列税收方面的优惠（其中包括去年引人瞩目的人均派现金6000港币），来试图减轻弱势群体的沉重负担，但这些举措的成效眼下尚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近年来从本地经济增长中收益颇丰的商界精英也不乏迷茫。在他们的眼里，香港未来的经济定位有迷失之虞。这是由于商务成本持续高企：香港去年的写字楼租金已是全球最贵、本地职场高技术劳动力不足、英语教育和国际化水平下降等，加之面临国内的上海、珠三角和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日趋激烈的竞争。

我有许多亲戚、同学和朋友在香港生活工作，其中不乏出生或在“九七”之前就已移居香港者。近年来他们谈及香港时，一个共同的感叹便是：眼下香港中下阶层的年轻人中弥漫着对社会的巨大而莫名的不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对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主张，他们一概用反对来发泄情绪——“香港社会似乎再也不复有过去那种多元与和谐并存的良性气象。”

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新一代港人在国家认同方面的尴尬趋势。香港大学于2011年底对香港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访者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多出一倍多。调查还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人对内地的认同感却从“九七回归”后最初几年的高峰值减弱了。

其实，这项调查只是证实了此前和此后由各种单个事例显示的香港一大民意趋势：港人对内地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如果说年初意大利奢侈品牌D&G　门店外爆发的抗议“歧视港币、偏爱人民币”事件仅仅是一个序幕的话，那么，由内地知名左派和民族主义鼓吹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挑起的一场“狗”与“蝗虫”的口水战，则将这种普通港人市民对大陆的怨忿情绪展露无余。

事发于年前，一位大陆小女孩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遭到邻近的港人乘客严厉斥责，其母随后与车厢内的港人发生了一场关于“普通话”（事实上，最近的调查显示，普通话已经取代英语，成为香港人的第二通行语）的激烈言语冲突。素来不惮以话语施暴的孔庆东稍后在接受大陆视频网站采访时公然辱骂港人是“殖民主义者的走狗”，数日后，一些港人联合在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苹果日报》上刊登广告，讽刺蜂拥赴港的大陆客是“蝗虫”。这一事件点燃了陆港两地极端思维人士间怒火中烧的大骂战，甚至还连带引发大陆内部不同省份人士之间加入“团战”。

说起来，港人对陆客最直接的不满是“双非”孕妇赴港生产问题。所谓“双非”孕妇，是指待产儿父母双方均非香港特区居民。而这些大陆夫妇之所以花费高昂成本去香港生孩子，目的一目了然：为了让孩子自动获得一个香港居民身份。但这必然要挤占香港本地原本就十分稀缺紧张的公共医疗和教育资源。

另一根显眼的导火索依然来自楼市，因为近年来香港楼价疯狂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被认为是来自内地的购买力。一方面，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近期以“限购令”为代表的对楼市的严格调控，使得相当一部分投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另一方面，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其相对于实行联系汇率（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港币已升值超过20%，这又是陆资投资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的香港资产的充分理由。

此外，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和新移民不仅推升了香港的通货膨胀，亦被认为降低了香港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准，更因为文化观念的不同而时常与本地人发生抵牾……这些都在一点点累积香港社会中对大陆的不满情绪。

“香港困境”的本质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予了香港许多支持。去年8月李克强副总理到访香港，不仅代表中央再次表达了对特区发展的信心和支持态度，也对推动正在如火如荼壮大之中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直接投资以及粤港两地基础设施合作等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然而，对于大多数中下层的普通香港民众而言，中央派发的这些经济政策“大礼包”带来的最终好处最终都落到了像李嘉诚那样的富豪口袋里，与自己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自己却必须承担由于来自大陆的人员、资金不断增加而导致的资源紧张、通货膨胀和拥挤嘈杂……换言之，他们从越来越紧密的陆港一体化中收获的只有坏处。

这的确触及了当下千头万绪的“香港困境”的本质，但若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或许要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根本源头上去做检讨。

正如有识之士事后才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中央政府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所谓“港人治港”。但是，对于这个如今人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人一开始不太明白。简言之，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对香港奉行一套“精英治理”的现实主义理念，倚重的主要是香港的商界领袖。作为反过来的投桃报李，当年殖民地时代一向支持英国统治的香港大亨们几乎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盟友。

客观地说，在回归最初，这一套策略发挥过巨大而成功的功效。在那个看似人心浮动、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一批大资本家、大企业家依然选择留在香港，不仅为香港留下的支撑日后稳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就业岗位，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对这个素来将商业放在首位的亚洲金融中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记得当时流传在市民中的最有力的一句话是：就要回归了，李嘉诚都不走，我们怕什么？

可以看到，基于《基本法》的几乎一切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包括上面提到的特首以及立法会选举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和阶段性的。过分倚重经济精英的政治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香港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层面，其政策和执行均天然地偏向于这些经济精英的利益。在我看来，这是过去15年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比港英当局统治时期拉得更大的制度根源。我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说香港的“精英权贵们”在日常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甚至徇私枉法、贪污腐败。香港是著名的法治之地，政治的公开和自由无需太多质疑，精英群体个人的道德素养也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我的意思是，由于普通的升斗小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足够空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规则天然而微妙地有利于有钱阶层。

但眼下，香港普通小民开始认识到并越来越不满这种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特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现任高官，唐英年在本期特首选举中的惨败，也曲折地反映了香港大多数民意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因此，虽然梁振英在选举中如愿胜出，但2012年7月1日后他上任后将面对的香港，是一个贫富阶层间对立情绪日益加剧、精英集团内部以及与亲北京政治阵营之间分歧不断扩大的裂痕重重的社会。比他的两位前任更为不利的是，梁振英自身的民意支持度也很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弥漫于香港上空的不信任政治空气。

平心而论，虽然港人对政治仍存在许多不满，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比当年殖民地时代是进了一大步的，这从立法会直选议员比例上就能看出；回归后的香港基本保持了港英时代良好的法治和言论自由，这从不久前被曝光的现任特首曾荫权乘坐豪华私人飞机及租用豪华公寓的“丑闻”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么一点点在大陆读者看来“微不足道”的过失竟然不仅让特首本人在公众场合哽咽道歉，还牵动了廉政公署专门立案调查；除此之外，香港特区迄今为止仍然拥有整个东亚地区最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最优秀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彭博新闻社近期的评选结果指出，香港位列荷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前，获全球最佳经商地的殊荣。

如果在接下来不算很长的5年里，梁振英能够展现出足够的胸襟、魄力和才干，带领自己的团队稳步校正香港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重新把它带入多元和谐共生的正确轨道，那么，他将很有希望大大超越自己的两位前任，成为开启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人一票普选制度的真正民主化时代的历史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