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最关注行业准入
导语:

张琪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亚洲中产阶级崛起的趋势?

陈志武:像印度这样二战后才开始民主制的国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一开始推出民主制度时就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是亚洲国家普遍面对的挑战。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有机会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创业自由度,可供个人创业者的金融资源多不多。苹果、戴尔、谷歌的创业者,他们的家庭出身都比较普通,但面对的创业环境几乎绝对自由,社会跨阶层流动的空间被最大化。但目前在中国,各方面的限制较多,尤其科技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大城市和农村间的差距拉大,代际跨越阶层的概率和空间受到挤压。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萎缩,因为金融危机使得原来的中产阶级破产。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陈志武:中国过去金融改革的关注点几乎都放在企业金融上,当然,只有让想投资的企业得到足够资金,整个社会的生产潜力才能被充分挖掘;但很多投资者金融和消费者金融产品实际上是帮助个人和家庭做风险配置,如果忽视后者,个人和家庭缺少面对生老病死等风险的金融规避工具,就不会进行消费,必然导致社会产能供大于求,只能靠出口市场解决剩余产能。过去二十几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更多是围绕消费者金融和投资者金融。话说回来,71%的美国经济来自民间消费,怎么解决个人和家庭的金融需要,决定着美国经济能否更快发展。而这些投资者金融、消费者金融产品,对中产阶级的贡献非常大。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中产阶级发展前景如何?

陈志武:政策领域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最重要的是创业和行业准入的自由度。这不仅关系到创业者是否有机会致富,更重要的,只有允许充分的创业,就业机会才会更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最直接地帮助了中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看源头。中产阶级面对的就业岗位和职业选择扩大,雇主就必须提升对他的待遇,否则他就会走人。

印度的医药和很多制造业被政府管得很厉害,外资不能轻易进入,表面上看是保护了民族产业,但中产阶级的牺牲很大,他们得到的产品和服务非常少,本土企业创新、引进新药品和技术的激励很少,因为没有竞争压力。当然中国在对外国品牌、跨国公司的限制上比印度要小很多。所谓保护民族产业的政策越多,实际上对中产阶级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伤害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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