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久龙

对于现行的政府参事“自上而下”的选聘制度，武汉正在做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试验。

4月16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对外发布“从普通市民中选聘参事的公告”，这是国内首次尝试从普通市民中“海选”政府参事。而根据此前的选聘制度，政府参事一般由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和各有关单位向参事工作机构推荐人选。

过往，政府参事人选往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较大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以武汉为例，现任政府参事大多来自退居二线的机关领导、大型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长期以来，政府参事一直充当着‘智囊’角色。”武汉政府参事之一，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即认为，但由于参事选聘大多来自所谓“精英阶层”，其对于基层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尚存不足。

在此背景下，武汉政府首次尝试从普通市民中选聘政府参事，无疑对现行的选聘制度的改革具有“破冰”意义。消息一经传出，即引起武汉本地媒体热炒，并冠以“布衣”参事。

但相比之下，作为此项改革的执行者——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则显得异常审慎和低调。“选举普通市民做参事仅是我们的探索和尝试，我们不希望媒体过多炒作。”4月19日，武汉政府参事室综合处一人士这样回应本报。

而据本报了解，此次面向普通市民选聘政府参事报名的首日，即4月18日，已有34名武汉市民报名参与选聘。

“布衣”参事

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类似“海选”的选聘流程设计。

本报记者从武汉市政府参事室获取的选聘公告显示，其选聘对象的表述为“对武汉经济、历史和文化有研究且热爱武汉的普通市民”。

而根据此前2007年颁布的《武汉市政府参事选聘暂行办法》，政府参事的选聘“先由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和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推荐参事人选，然后由市参事室根据政府工作的实际需要，按照参事选聘条件确定推荐人选，与市委统战部沟通协商后，对推荐人选进行考察”。

武汉政府参事叶青对本报回忆：“当初被选聘政府参事，是政府直接找到个人征求意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据悉，在被选聘为武汉政府参事之前，叶青已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同时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在业界颇有知名度。

相比之下，此次选聘普通市民参事，只要求“熟悉武汉市情，关心武汉发展，热心参事工作，有奉献精神，能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求真务实”，即可报名参选。

“可以说选聘范围极为宽泛，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选聘市民参事的报名者之一，武汉市民胡全志对本报记者表示，“其中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由于对武汉情况最为熟悉，也更具优势。”

根据选聘流程，报名的市民面临两轮筛选淘汰。第一轮是提交一篇3000字策论，主题是“谈谈您为什么要当参事？如何当参事？对市政府工作有何建议？”；第二轮则是公开演讲。两轮筛选均由专家、参事、媒体、市民等代表组成专门的评审组完成。

经过两轮的筛选，最终将选聘3名市民为政府参事。相比较目前，武汉市超过30人的政府参事规模，仅3名市民参事似乎力量微弱。知情者透露：“这反映了政府一种尝试的心态，初次选聘3人看看效果，如果效果理想，还可以扩大。”

另一个反映武汉政府对于此项改革异常审慎的细节是，市民政府参事聘期为3年，续聘期为两年。而此前武汉政府参事聘期一般为5年，续聘期3年。

基层优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参事一直局限在所谓“精英阶层”。根据国务院于2009年颁布的《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其对参事选聘条件之一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较大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

在此基调下，武汉市对政府参事的任职资格要求之一是：“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知名专家学者或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正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本报记者查阅武汉市现任政府参事简历，发现现任政府参事均来自机关单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大型企业退休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例如，武汉政府参事陈昌时，为原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金融办主任；政府参事王春汉为原汉口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政府参事陈继勇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目前的政府参事由于所处的行业和领域，导致提出的建议更多的着眼于宏观问题和上层制度建设，对于基层问题的关注度偏少。”现任武汉政府参事、武汉大学教授李光认为，相比之下，市民参事来自基层，其提出的建议也会更贴近民生：“这与既有的参事队伍，正好是一种互补。”

作为市民参事积极的报名者，胡全志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从事过工人、编辑、机关干部、教师等多种基层工作。胡全志直言：“目前的参事建议，对于民生问题关注不足，而我们更关心普通民众的诉求。”

在胡全志看来，在现有的机关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参事队伍中，如果再加入基层市民，将形成一个互补的三角架构，有利于参事建议更加的切实可行。

现行政府参事面临的另一层困境，则是参事身兼数职，精力不足。武汉政府参事叶青、李光均对本报坦言：“按照此前的选聘体制，政府参事往往有着多重社会职务。这导致很多参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调研和建议工作。”例如，叶青兼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政府参事李光还兼任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武汉中商独立董事等社会职务。

相比之下，市民参事精力更为集中。“我们作为普通市民，社会事务较少，我们有更多的经历投入到政府参事的工作中。”胡全志这样告诉本报。

“布衣”参事“去市民化”

此次武汉政府选聘市民参事的直接导因，是缘于去年底，武汉政府首次邀请部分市民验收当年政府承诺的“十件实事”，其间，武汉市长唐良智在听取部分市民代表相关建议后表示，决定从市民中选聘部分政府参事。

而更大的背景，则是武汉市正在积极倡导的提高政府效率的“治庸问责”风暴。市民参事无疑是基层声音直通政府决策层的一次有效尝试。

市民参事来自基层，其参事建议更贴近民生。但在现实的另一面，业界不乏担忧市民参事未来的参事建议可能过于“市民化”。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参事职责应该围绕本级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反映社情民意；对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对有关法律文件草案、本级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其他重要文件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等。“市民参事来自基层，其关注点往往可能局限在自身周边。其提出的建议可能过于琐碎而缺少全局视野。”现任武汉政府参事李光认为，如何避免市民参事提出的建议过于零碎，而不具备普遍性价值，值得各方进一步探讨。

对此，胡全志也认为，这样的担忧有一点的现实性：“部分市民尽管热心，但关注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事实上，据本报了解，此次武汉市民参事的选聘已对此有所考量。一个值得关注的选聘条件是“近3年来有建言献策成果被市领导批示或被市直部门采纳、转化，或被媒体报道、社会关注，有履行参事职责所需要的思想理论水平”。“这要求作为市民参事，要有着长期对政府建言献策的经历，从而保证参事工作的有效性。”胡全志分析。

（王荣海、陈凌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