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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思铭

这座城市平日里从不堵车，没有拥挤嘈杂的地铁，也没有忙碌奔走的脚步。这块土地并不贫瘠，人口密集，且生活富裕。和很多城市一样，这里高楼平地起，但离开的人总还会想念，虽然它正在变得让人不那么熟悉。

而今这里的第一个五星级宾馆也在建设中，以准备迎接那些回乡探亲的荣归故里者。他们起初是被迫选择背井离乡，因为这里没有好的工作机会，之后则是在大城市落了脚，逐渐在家乡拔起了根。

但这样下去，老城会在某一天迎来它的死亡，那个让它畏惧颤抖又毫无还击之力的死亡，它用了几十年去等待，还将继续花上几十年，又或者乐观些，一百年？如今它赖以存活的，是老人们对故乡和旧日生活的眷恋，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社交方式，是不同年龄层之间尚未割断的代际联系，它放慢了呼吸与脚步，一口气，一口气，残喘于尘世间。

这座老城就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该县建制可追溯至南朝梁，古时也作“潾水”，“潾山以重叠潾比为名，潾水所出也。”邻水由是得名。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老城位于邻水的中心，它旧日的景象可以由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依稀拼凑出来，其主体与现在无异，只是没有如今这般破败不堪：昔日的四座城门仅余残骸，大多数房子不曾被翻新，更没有任何被维护的痕迹……那些搬离老城的居民还经常会用怀旧的口吻提起它：那里有他们住过的房子，工作过的工厂，无数次经过的城门……他们把照片共享到网络上，命名为“怀念”、“你所不知道的邻水”，让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停驻，但他们自己已经不会再回来。

老城和新城被一条护城河截然分开，这条河多少年来，由清澈变为浑浊，又由浑浊走向清澈，它曾经孕育和保护老城，使它安详如婴孩，如今却又成为它发展的绊脚石，“老城没

有什么发展了，以前是

越靠近河的越富，

现在是越靠近河

的越穷，护城河

把老城区困死

在里面，成了

一座死城，人有钱了就离开。”

新城有了与老城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然而总有几条街专属于老城，像是棒棒（四川、重庆挑夫的俗称）一条街，青壮年男子会在这里靠墙站作一排，身边随意放置着他们工作用的行头：油灰刀、磨泥板、扁担；又或者丧葬一条街，商户的招牌上写着丧葬一条龙，作为样品的花圈则被摆在街边，等待不知何时的被烧掉。最后还有一条街，它就依傍在护城河边，是整个邻水人流最为密集的一条街，不仅是老城，新城的居民也被引来，又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管这条街叫做“等死街”，因为等着等着，有些人就再也等不来了。

等死街上的老人们

等死街招待的多是常客，虽然外人觉得这个名字太过惊悚，但常客往往不以为意，甚至彼此打趣道：“你今天去等死街了么？（四川话）”他们总是一大早就赶来，以免不能在熟悉的店里得到好座位，客流的高峰期要到下午才出现，但早起占位仍是必要的，因为这里从早到晚总是人满为患。这些沿河开设的小店叫做茶馆，但茶水在这里反而是免费的，它们真正贩卖的是时间，更确切些说，是最能打发时间的——打麻将这项活动。

张翠屏老人早上8点就会赶来，虽然她早就不住在老城了，但上了年纪之后，她的睡眠越来越少，想去做的事也越来越少。四川一直是以麻将文化闻名的省份，邻水则是其中的典型，它具备了这种文化需要的所有条件：缓慢的生活节奏、密集的人口、相对宽裕的钱袋子。如今还要加上一项，越来越多的无所事事的老人。

老人们是等死街的主要成员，打麻将几乎是老人们每天唯一的盼头。这里的老人有个共同特点：子女都去了外地工作。张翠屏从没想过要把孩子们拢在身边，“出去了就别回来”，这话倒是经常讲的。呆在邻水能有什么大出息呢，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工厂了。她帮几个子女带大了孙子、孙女们，现在一年到头却见不上几面，她盼着子孙在身边，但在这个城市，她又不抱这个念想。

老人特别想念孩子，但离不开老城。张翠屏在北京工作的大女儿总想接她过去住，可她不愿意，她总在这时候想起邻水诸多的好。“北京很少有机器麻将，邻水打两角钱的麻将都是机器麻将。”她每次都找各种理由回来，因为不适应大城市，更不愿意一把年纪的时候离开生活

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老人不去等死街的时候，

多半就是坐席（参加宴会）

去了。虽然子女都在外

务工，但该有的场面还

是要办，邻水这几年坐席的由头越来越多，孩子满月、孩子百日、孩子周岁、孩子上大学、孩子结婚、老人大寿、甚至乔迁……任何你想得到或想不到的由头，都得经过一番操持，这些事操办起来十分繁琐，却是老人心里的惦念。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什么呢？

坐在张翠屏对面的人和牌了，她先是抱怨了一句：“点背！”抬眼一瞧，又像醒悟过来似的，开始责怪自己不小心，对面那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老人们都不爱跟等死街的年轻人耍，他们眼疾手快，说不准哪个就是“打牌子”（以打牌为生，且擅长出老千的人）……

失业潮后的去留

这条街以前不大有年轻人常驻，造就出众多“打牌子”的，是一股失业潮。上世纪90年代末，邻水的众多国营企业开始倒闭。《邻水县志》对本地每一次经济的“腾飞”如若指掌，记述详尽，但这场失业潮却只留下一行字：“1997年后，一批国有工业企业被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布破产，‘国退民进’态势明显。”

老城里的青壮年们，以放弃土地为代价，加入光荣的工人阶级，又在以为捧上“铁饭碗”之后，失去了工作和未来。陈立新就是这队伍中的一个。

陈立新的前半生都算是坦途：20岁出头就进了邻水的一家国营工厂；30岁时赶上工厂的黄金时期，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一家老小；1997年工厂宣布破产，他是最后一批下岗职工；1999年全县一共发了不到500个下岗证，有他一个，遣散费之外，每月还能领到88元的补助。他一度以为自己是幸运的，却没意识到好运就此戛然而止。

刚刚下岗的时候，他幻想着有一天可以再回到工厂，他舍不得不做这个梦，因为他当时的年龄一方面距离退休尚早，又一方面已不再适合外出打工。他想不通工厂怎么就倒了，和他一样想不通的还有他的妻子，她是下岗的电厂职工，“我们生产了那么多电，可是我们自己还要花钱买电，电厂怎么会倒闭？”但现实容不得他们想不通，生活最擅长紧迫盯人，众多工友都面临同样的选择，是走？还是留？陈立新夫妇选择了后者。不为别的，“难道以后还找不到事做？”

等待再就业的日子十分难熬，好在孩子们已经长大，也早早地外出务工。他们得以在等待中喘息，又在等待中失去希望。陈立新的抱怨和其他下岗工友如出一辙，“现在我们这儿，想上班只能去政府机关，可谁进得去呀？”虽然邻水目前已经有了所谓的工业园区，但几乎每一个邻水人都认为，自己的家乡没有企业。邻水同样不是一块经商的沃土，即使目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节节攀升，但生活日用品之外的东西，有钱人宁愿选择到距离邻水一小时车程的重庆，或者其他城市购买。除了做些小买卖，最具邻水特色的经营，便只剩下茶馆、饭馆。

陈立新学会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打牌上，他满足于自己的赢多输少，儿子也会每月寄些钱回来。“现在这样，钱不多但够花。出去工作，扫大街的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干活，每月才650块，开出租起早贪黑，每天挣50块。”他笃定自己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但干坐着更让人揪心，等死街的麻将桌能让他不再胡思乱想，这里时间过得最快。

如果说有一类工种在每个城市都不可或缺，那大概就只有公职人员了，在邻水想当个上班族，政府机关是最优选项，也被当地人认为是唯一选项。陈立新和张翠屏的牌友里，也有那么几个。不过那些或退休、或在职的“给公家打工的人”，一般都会去新城那些有着鲜亮外表的大茶楼，混迹在等死街的还得说是少数，某局长算一个，还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那个。

在外人眼里，某局长虽然退休了，但不应该缺钱，可他打的却是几角钱的麻将，牌友们觉得他太想不开了。但他自己觉得，为了玩大的把钱输光才是真想不开。他自觉牌瘾不大，有事忙的时候大可不玩，但现在退休在家，白天绕着街道走上几圈，两侧不是茶馆就是饭馆，他捺不住了。不是捺不住牌瘾，而是捺不住无聊。

打点小的，输了不那么心疼，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要是弄得心里不好受，反而得不偿失。这笔买卖，这样才划算。他老婆也在外面打麻将，玩的大些，因此与他不在一处。大家都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一家人待在一起，除了打牌，不知道还能聊点啥，没话说”，但因为打的多少不同，以及不赚自家人钱，一般只在过年过节时才“一起耍耍”。“吃牌饭”在邻水也十分盛行，打牌的时间过得快，下午场和晚场便连在一起，催生出的结果也令人满意，“邻水好些的茶楼都可以吃饭，而且做得比家里好，那些差些的牌楼附近也有很多饭馆”。

◆下转43版

◆上接41版

旁观者

所有牌友都怕成为这种人——旁观者。

旁观者并不打牌，他们也是一大早就出来“耍”，但这个耍的内容只是找条长凳坐一坐，晒晒太阳，一整天。等死街的长凳上坐满了旁观者，都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基不在新城，也不在老城，而是在农村，在邻水农村的红土地上。他们种了一辈子地，而子女不再是农民，孩子们外出打拼赚回的钱，终于可以在邻水这样的小城市买一所住房，把他们接过来，颐养天年。

来到城市后，他们却成了旁观者，出没于护城河边的等死街、新城的公园、广场，街道两侧的超市和商铺门口，一切能够照到太阳以及看到热闹的人群的地方。有热闹看的时候，他们是不聊天的，想聊天的时候，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唯有沉默。城市里的人可以一眼看穿他们的出身，而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们没有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过，也没有任何盘根错节的亲族关系。甚至他们的子女，也并不住在这个城市。

旁观者们是不打牌的，他们中的一些，因为早年生活的忙碌而没能学会打牌。另外一些，则是打不起牌。刘春根老人是前年被儿子接进城的，进城之后他感到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话越来越少，问起为什么要来城市，他只回答：“以后照顾孙子。”他的儿子在成都工作，小两口攒了些钱，抓紧先在邻水买了房。房子建在新城的边缘地带，但很快就会有新的边缘取代这里，小区靠近一座正在修筑的公园。刘春根去看过，没觉得有什么公园的样子，就是一座山而已，山他可见得多了，不觉得稀罕。公园的大门和台阶倒有些样子，石头砌成的，一阶一阶通到上面，十分气派，可他看着那个就想到了皇陵。

刘春根的窗户外面，另一座小区正在动工，每天早上7点就能听到起重机压抑的喘息。新城向外扩张的步伐这两年有所减慢，但并没有停止。千千万万的邻水儿女在外务工，给这个城市带回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变成了一座座崛起的高楼住宅，变成了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茶馆饭庄，变成了一切繁华的表象，也变成了老人们打发不掉的时间和排遣不完的寂寞。

异乡人之乡

在邻水目前最好的酒店——喜来大酒店门口，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景象：酒店外停满了挂着外地牌照的奔驰、宝马。车主们退完房时，会聚在附近小胡同的一家面馆里，相约吃上一碗当地正宗的红油抄手后再驱车离开。

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邻水人，在这个城市不乏亲友，有的甚至不乏房产，但一年一次的回乡，却都选择住在当地的宾馆。他们中的一些，户口已经不在邻水，回乡只为了看望年迈的父母，这个城市让他们安心，却不再适应，还将不再熟悉。

黄珏每年春节都会带上妻子一起回乡过年，然后和家人一起到茶馆打几圈麻将，“不打麻将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已经过不惯四川的冬天，先是一家人住进宾馆，后来直接给父母家装上了暖气。他的很多同乡和他一样，会尽可能改善父母物质上的一切，却苦于无法让父母在精神上更富足。

周老板在邻水长途汽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卖部，他是地道的邻水人，从厂矿下岗后就开了这家小店，小店的生意还不错，但他并不满意。“邻水有什么钱？整个城市花的钱都是外头赚的，我们这儿做点小买卖，啥创造也没有……你的钱今天流向我，我的钱明天流向你，叫什么前途？”“外头赚的钱”在不断涌入许多像邻水一样的小城市，这些钱为小城市带来了物质和购买力，却没有带来生机和活力。都市异乡人的根，在家，并不在这乡。假如有一天，家不在了，他们还会回乡么？

邻水人在努力往外走，本地没有工作机会，他们就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机会。走出去的，就去向大城市输出他们的劳动力与创造力；没走出去的，就留在这块土地上，顺应这里的节奏。

每个离开的人都成为了都市异乡者，之后穷尽他们的努力去摆脱这个身份，直至完全融入。他们都不曾亲自参与家乡的改造，但家乡却因他们而变。是都市异乡人们回流的财富维持了这座小城的浮华，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是因他们而生，也为他们而准备，这个城市属于他们，但他们却终将不再属于这里。

那么，小城的未来又在哪里？

一座高楼的地基旁，有建筑工人在闲置的空地上种了菜，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缩紧，大拆大建的速度在减缓，这里本该长出另一座高楼，如今却有了一片迷你的菜园。但城市可能变回农村么？答案是否定的，不仅是因为不可能，更因为没必要。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

任何一座城市都不该把它的经济置于空中楼阁之上，“外头赚的钱”总会有断流之时，一旦经济死去，人的精神也会愈加贫瘠。小城市以及农村，都生长在大城市的阴影里，一切因果相生、环环相扣，也承受了不少苦果。人们在像模像样地建造了城市的同时，尚未建构城市的内核——文化活力、勃勃生机与竞争力。

小城市和大城市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养老、就业、经济发展……差别只在出现得早或晚，等死街并不为邻水所独有，贫乏的精神状态更不是只困扰着邻水人，邻水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尚存，但正如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所言：“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其实我们无需回去，也用不着离开，但总该在城市里找到充实和快乐。

（文中提及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