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文

一

我曾近距离观察过那架轰鸣的创新机器。

那是2011年的11月，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如田溯宁、李东生、俞敏洪、曹国伟等一起，在美国旅行，从东岸到西岸，拜访大公司、银行、政治家与学者。我们见过了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的人，他们在美国和中国都同样声名显赫。

比如摩根大通的银行家吉米·戴蒙，当时摩根大通还对后来让它陷入尴尬境地的“伦敦鲸”毫无察觉。相反，金融危机似乎让这家银行更加强大了，从我们见面的会议室的窗户，可以看到被它收购的贝尔斯登大楼，它变成了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大楼。比如外交关系学会的主席罗伯特·鲁宾，在作为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时期，他主持了对墨西哥经济危机的拯救，和拉里·萨默斯与格林斯潘一起，被《时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美名。再比如，前任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替了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部长约翰·布莱森……

那是无休止地关于人民币汇率、欧洲经济危机、总统大选中的中美关系的讨论，让人疲倦。这些话题中的世界是灰暗色调的。众人忧心忡忡地看着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似乎总也理不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变成了一个难题，一个嗷嗷待哺的无赖婴儿，它可能把金融危机后惊魂未定的世界全拖下水。

但最后一站却截然不同。在帕洛阿尔托的天空下，我们见到的所有人在谈论的都是创新和成功。空气中弥漫的金钱的味道比华尔街还浓，但却是活力十足的味儿。在帕洛阿尔托的四季酒店见过一些投资人、创业家和教授，参观了谷歌和Face-book，同当时还未上市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见了面，当时强烈的感觉是，这架创新机器丝毫没有受到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暗色调的影响。它在自顾自地转动，不停创造出惊人的财富。

让我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两个人。一个当然是炙手可热的硅谷金童马克·扎克伯格，另一个是维诺德·科斯拉。后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是全球名人，但此人在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领域大名鼎鼎，只是可能不为这两个领域之外的人所熟知。我们见到维诺德·科斯拉时，他已经56岁，顶着一头白色短发，身材瘦高挺拔。他穿一件休闲西服，里面是一件高领长袖T衫。和他年轻时一样，说话时是个热情的大嗓门，给人的感觉是急不可耐要向你表明什么，声音响彻全场。

年轻时，维诺德·科斯拉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这家公司是IT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垄断时，太阳微系统是法庭上重要的发言者之一。后来这家公司被甲骨文收购了。

但是在此之前维诺德·科斯拉已经离开了太阳微系统。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原因是因为他和太阳微系统的主要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之间有很多公司运营管理上的分歧——发达的风险资本是硅谷能够在创新创业上始终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却加入了约翰·杜尔供职的风险投资机构KPCB，转行做投资。约翰·杜尔是硅谷最好的投资人之一，我们熟知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如雅虎、谷歌和亚马逊，都拿过约翰·杜尔的投资。

科斯拉在KPCB的投资生涯也很成功。他曾经以在6个公司5000万美元的投资换来了15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是，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在被思科以6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万美元投资在两年半之后价值变为20亿美元，这是硅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投资案例之一。这些战绩也让科斯拉一跃成为和约翰·杜尔、迈克尔·莫瑞茨等齐名的风险投资人。

后来科斯拉还是觉得KPCB是个太大的机构，不能灵活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于是他索性离开KPCB，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科斯拉资本。科斯拉资本目前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亿美元用来投资新材料与新能源行业，还有3亿美元是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种子基金。

科斯拉的同事介绍说：“我们投资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风险，是真正的风险投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公司。其中有3家生物能源公司在去年上市，为公司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二

我们以维诺德·科斯拉为案例，或许就能看出为什么美国会不断有新的科技公司涌现，其中还有些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巨头，成为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奇迹。

首先是开始创业的难易程度。

科斯拉以自己为例子说：“我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希望能创建一个公司来做豆奶。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孩子没办法喝上新鲜的牛奶。新鲜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冰箱。这启发了我，我想做这样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没有办法创业。不过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会很容易就开始创业。我的创业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给你钱，帮助你创业。这就是硅谷特别的地方。”

维诺德·科斯拉是印度人。也就是说，如果纯粹从人的聪明程度和企业家才能上说，如果印度和美国硅谷拥有同样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科斯拉完全可能是在印度创业，在印度做投资，现在可能是作为一个印度商业巨头住在班加罗尔。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当时的印度根本不具备让一个大学生创业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你注册一家公司的难易程度和你获取创业资金的难易程度。除了富二代和官二代之外，所有想要创业的年轻人都会碰到这些问题，而在硅谷这些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在硅谷除了遍地都是想要创业，成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下一个拉里·佩奇或者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的年轻人之外，同样多的还有手握大量美元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下一个约翰·杜尔，下一个迈克尔·莫瑞茨，甚至下一个维诺德·科斯拉。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税收的问题。对创业公司的税收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对风险资本获益的税收问题。美国的风险资本开始大行其道，应该是里根在加州当州长时，大幅度降低了对投资收益的征税比例，因此大量的资金涌入了风险投资这个行业。这些钱交给专门的风险投资机构，再由风险投资人去挑选那些有前途的创业公司，给他们提供资本金。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科技巨头，比如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除了创业家本身的企业家精神之外，背后也都有风险资本在驱动。如果看过描述Facebook创业经历的电影，就会知道，虽然影片中对马克·扎克伯格的描述不太正面，但是把公司搬到硅谷绝对是关键一步。在硅谷他们拿到了贝宝创始人之一彼得·席尔的风险投资。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备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

对于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人而言，他们可不想一辈子当股东。资本都是逐利的。为什么风险资本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初创公司？科斯拉说自己现在的机构成功率只有10%，也就是如果投出去了1亿美元，其中9000万美元都是打水漂了，所投资的公司不成功，甚至倒闭。原因就是那剩下的10%的投资可能有巨大的收益，比如你一不小心投资了类似于谷歌、贝宝、Facebook这样后来取得高估值和大成功的公司。Facebook上市之前，我们已经能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算，当初哪个人投资了Face-book，上市之后可能有的几百倍的收益。

要想退出，途径无外乎两条，一条就是公开上市，IPO，比如谷歌和Facebook都先后创造当时历史上最大的科技公司融资金额，两家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都是估值数千亿美元。另一条就是将公司出售给一个大公司。比如支付公司贝宝出售给了电子商务巨头eBay，创始人出来做风险投资，或者继续创业。彼得·席尔自己是很好的投资人，投了Facebook等公司。另一个创始人Elon　Musk更神奇，创办了一家电动汽车公司，一家航天飞机公司。媒体开玩笑说，历史上成功做到发射宇宙飞船到太空并成功返航的共有四个家伙：美国、中国、前苏联和Elon　Musk。

保持这两条退出途径通畅，就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IPO场所，这点全世界都没得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科技公司，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公司，都还要到纳斯达克和纽交所排队。另外，要有并购的文化和对创新与创意的保护。大公司尊重小公司的创新，不能说大公司看到小公司这个想法好，然后自己照着样子去做一个。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去创新。

很多欧洲国家，也包括亚洲的中国和日本，都很羡慕美国能不断涌现出新的科技公司。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芬兰还专门建立政府专项资金来鼓励创业科技公司，亚洲国家喜欢建立科技园，给予各种优惠。但是美国硅谷能持续领先，背后的资本驱动力和完整的从进入到退出的路径，是这些国家欠缺的。

第三点相对虚一些，它可以被描述成创业文化和对失败的宽容态度。

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渴望财富，渴望成功，除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之外。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能对创业和失败持有包容态度的。

那次在硅谷的四季酒店，科斯拉说的一些话值得大幅引用：“今天（在硅谷），你要想创业的话，几乎是肯定可以立即开始的。即便你从大公司出来，创建了一家小公司，大家还是会很尊敬你。比如像我的一个朋友吉姆·巴克斯代尔，他在1995年时有两个工作offer，一个是AT&T的CEO，一个是去做网景公司的CEO。当时网景公司还只有40个人，而AT&T已经是一家电信巨头。但是他选择了网景，尽管前者很庞大。

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创业者一起工作。你在大公司工作，大家给你的尊敬反而比较少。你要是敢于创业，大家就会比较尊重你，不管你成功与否。投资人也愿意投钱给你。总而言之，投资人支持你，管理人员支持你。现在Facebook、谷歌公司的人都愿意到小公司工作。这非常有意思。我儿子从斯坦福毕业时就想创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大学生甚至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