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半个月，朋友转来另一位教授的迟迟回信。这位教授最近正忙着从波士顿搬家去加州。他说自己“至少有一年没有见到孔飞力”，而且他也“曾联系过孔飞力，但没能联系上”。稍感安慰的是他有孔飞力最后一位博士生的邮件地址。再写信询问博士，很快收到他的回复，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我依然不甘心，决定再次去哈佛校园碰碰运气。这次，历史系二楼办公室一位和蔼的女士耐心听完了我的讲述，然后拿出校园黄页，打了两个电话，对我说：“我建议你给他写信，我给你他的办公室地址。”说完，在一张便笺纸上给我写了几个字。当天下午，我拿着小纸条在哈佛校园里转了两大圈，却没有找到孔飞力的办公室。

6月2日，我一边看着资料，一边给孔飞力写信，将自己的寻访过程以及采访目的诉说了一番。6月3日星期天，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央哈佛大学另一位朋友做向导，与我一同寻找。
几天后，我再次请哈佛的朋友做向导。这次，我们沿着校园主干道Kirkland一路找寻，一条隐蔽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原来孔飞力办公室所在的东亚系在私人住宅区内。从外面看，它是一栋民居。明知在这里能联系上孔飞力的希望渺小，但我依然欣喜。第二天一早，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给孔飞力写邮件。

距离最初的寻找，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奇迹总是在意想不到时出现。第二天下午，突然发现邮箱中有一封回复，显示发信人为“Kuhn”。邮件中，孔飞力解释，自己这段时间一直病着，无法看邮件，也无法出门。他对《叫魂》的再版一无所知，但表示现在随时可以接受采访。同时给了我他的地址。目前孔飞力住在距离波士顿15英里(24公里)的贝德福德小镇。邮件中，孔飞力向我保证，“即便你已经回中国，我保证我们也能把采访完成。”这句话让我觉得一个月的辛苦找寻已经得到了所有回报！

给孔飞力回信约下采访时间。一周后，我见到了真实的他。

采访在孔飞力的小公寓里进行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已近耄耋之年的孔飞力虽然说话缓慢，思维却非常清楚活跃，且幽默风趣、直爽痛快。对当下政治时事，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时事异常关心。公寓里散落的书，也多与其历史研究和中国有关，在其客厅的小书架上，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精美的巴斯海峡地图，“那是塔斯马尼亚岛，漂亮吗？”孔飞力问。边上则是一幅澳洲中国农场的画像。1990年代中期之后，孔飞力的学术兴趣转向海外华人移民，而这正显示了他晚年的学术兴趣。作为一位美国知识分子，他对美国的批评异常激烈,　时不时“damn　it”一下，甚至一次动用了“bull-shit”。对中国的态度，一如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态度，认为始终需要尊重中国独特的传统，虽然一些问题确实让人义愤。在小客厅的正前方，挂着一个大玻璃框，里面夹着的是2008年11月5日的《纽约时报》的头版，那一天，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封面报道正是《奥巴马：扫除种族障碍的决定性胜利》(OBAMA:　racial　barrier　falls　in　decisive　victory),配有奥巴马一家四口的照片。采访结束之时，我问孔飞力：“为什么挂这张报纸在这儿？”孔飞力笑答：“我喜欢他。”

采访结束后的几天，我一直在整理录音写稿。随着稿子渐渐成文，起初的成就感渐渐变成挫败感。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辛苦认真成功的采访，也是糟糕失败无知的采访。稍不留神，孔飞力便消失在历史深处，无处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