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阿尔君·阿帕杜莱

既宣称又同时渴望自身拥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并不多，现代性即为其中之一。现代性的新鲜之处（或者说连它的新鲜之处也是崭新的这一说法）恰恰来自于这种二元性。不管启蒙时代还创造了其他什么，它至少渴求创造出一些希望自己早已现代化的人。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应验、自为证立的想法都激发了诸多批评与抗拒。

我年轻时在孟买生活，当时我对现代性的体验明显是通感式的，总体而言并未上升至理论层面。我在美国新闻处图书馆里阅读《生活》（Life）杂志及美国大学介绍目录，在距离我公寓只有五百英尺的爱神影院（the Eros Theatre）观看好莱坞拍摄的B级片（有时也看A级片），在这些活动中我耳闻目睹了现代性。我曾请求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哥哥（那是60年代初）为我带回几条蓝色牛仔裤，而他回家时，我从他身上的保镖牌体香剂中闻到了美国的味道。我逐渐失去了之前汲取的英国味儿，它曾来自于我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教科书、大学里有关罗德学人的传言以及我囫囵吞枣式的阅读——比利·邦特（Billy Bunter）和比格斯(Biggles) 的故事，还有丽奇摩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和爱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 的作品都在其中。我身上到那时为止还根深蒂固的英国味儿被弗兰尼与佐伊（Franny and Zooey）、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以及“兔子”安斯特朗（Rabbit Angstrom） 缓慢地吞蚀了。这些小小的挫败很好地解释了在后殖民时期的孟买，曾经的英格兰帝国是如何瓦解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正在从一种后殖民主体性（英式措词、对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的幻想、由《接触》［Encounter］杂志管窥英国、以及对人文学科的贵族式爱好）过渡到另外一种：更加粗犷、性感和令人沉迷的新世界，其中有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的老电影重放、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时代周刊》（Times）以及美式社会科学。等我来到埃尔芬斯通学院（Elphinstone College），正待享受世界大同主义的乐趣之时，我可谓万事俱备：英式教育、孟买上层阶级的社区（尽管家里只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与大学中的大人物有些来往、哥哥是著名校友（现已过世）、姐姐也在同一所大学且她已结交了不少漂亮的女性朋友。但我已对美国上了瘾。我不由自主地踏上旅程：先是来到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时值1967年，学生在美国还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混乱群体），接着又去了芝加哥大学。1970年，我仍被以下方向吸引着：美国社会科学、区域研究，以及无往不胜的现代化理论形式——在当时两极对立的世界里，它是美国精神的可靠保障。

以下各章可被视为在试图阐释这一旅程的意义：它始于孟买上映的电影里，现代性作为一种感觉镶嵌其中；它终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在芝加哥大学修读的社会科学课程里，现代性在此作为理论出现。我试图在以下各章中以特定的文化事实为主题进行论述，并借它们阐明现代化作为事实和作为理论的关系。 这一过程与我体验现代性的旅程恰恰相反，它或许能解释我为何如此偏重文化层面；如若不然，这种分析方式恐怕很容易被误解成因专业而造成的随意决断，即一种人类学的学科偏见。

注：本文系该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