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夏/文

因为担心影响中日关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公开反对日本当局“收购钓鱼岛”。他将在9月份被日本政府召唤回国。

在这一消息公布之前不久，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展开了一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争斗。双方迫于各自国内的种种压力，都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姿态。中国公务船只少见地前往钓鱼岛周边海域宣示主权，常年在那里游弋的日方巡逻船也毫不客气地紧紧陪伴在侧。

尽管两国海上力量的直接对峙存在“擦枪走火”的危险，但在媒体的渲染下和民族情绪的嘈杂声中，中日之间似乎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前海军装备部的一位将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中国装备不如日本，同时也本能地表露了一名军人的志气——不怕死。但这一合乎常理的表达，竟被媒体用标题将其“火药味”刻意放大。

当人们唏嘘媒体“为传播而传播”的技巧时，同时感慨民族情绪的高涨，难道中日之间只有钓鱼岛领土争端吗？为何恩怨纠缠了一个多世纪的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如此矛盾重重？

中日矛盾之源

“对实力与忧虑的不同认知往往是爆发战争的原因”——古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底德这样解读战争的原因。如今，对于东北亚局势，特别是中日关系而言，这个观点依然正确。让人扼腕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某种层度上加剧了双方对安全的认知“误差”。

当年鲁迅先生的出版商、著名的“中国通”内山完造曾对中日的民族性差异有过有趣的解读。

在他看来，中日两国的地理差异造成了两国国民不同的认知。中国人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大陆，大陆没有尽头和边界，一切事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中国人总是以不求甚解的心态和类似“差不多”的语句来涵盖之。

日本人生活在狭小的岛屿内，陆地和海洋的边界清晰可定，养成了日本人凡事力求甚解的性格。

在防务安全事务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民性格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中国人喜欢用含混的“模糊表达”来界定自己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意图，再加上中国军事上的不透明，导致力求甚解的日本无法预知中国军事实力和意图。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军事力量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小肚鸡肠”的日本人无法安然面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的庞然大物”，何况在半个多世纪前中日还爆发过激烈的战争，存在还没有化解的历史恩怨。

文化的差异导致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加剧中日之间已有的矛盾。两国间存在着历史问题、军事现代化问题、领土争端（钓鱼岛和东海划界）、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问题，这些都因为信任的缺乏而在不断恶化，这些矛盾反过来又加深了中日之间的不信任甚至仇视。

如此反复作用之后，中日之间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现实争端都有可能随时激化。本轮钓鱼岛争端由日本政客挑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回想中日交往史，你会发现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东海划界等等争端都轮番成为中日之间不同时期的矛盾和热点。

透过事件的本质，中日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依然是两国的互不信任。

从更广大的角度去考虑，这种不信任以及中日之间各种矛盾的不断升级，将进一步加剧中日历来有之的竞争。

早在19世纪以前，中国占主导地位。自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全面崛起。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亚洲领导者的位置再次变得模糊。

眼下的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中国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其军费也连续1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日本尽管在军事上保持相对低调（那是因为二战后，日本一直附属于美国），但日本拥有尖端的国防科技实力。而且，近年来通过海外派兵，日本在不断地炫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个老牌强国与一个新兴强国之间的对抗开始上演，中日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如同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

事实上，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也是在利益冲突之下潜藏着深深的互不信任。如今，中日双方在为争夺地区领导权进行角逐，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也导致了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忧虑。相比当年英德矛盾更为复杂的是，如今中日之间还夹杂着美国因素，更加让两国陷入猜忌和对抗之中。

美国和民族主义

在本轮“钓鱼岛危机”爆发之前，5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完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日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且不论这一举措将对东亚金融一体化推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仅此一举，中日两国每年就可以节省30亿美元的贸易结算手续费（此前中日间贸易通过美元结算，需要向美国联邦储备局支付手续费）。从这个巨额数字中，可以想象中日之间经贸份量之重。

中日两国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对日本而言，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而对中国而言，日本是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地。每当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时，巨大的经贸利益总能稳定和挽救中日关系。

美国的因素和国内政治（尤其是民族主义）是中日和解的最大障碍。地区安全环境仍然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对于美国，日本关系到东北亚安全问题；中国对美日同盟对华遏制政策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一直保持警惕和戒备；日本基于其他利益（如钓鱼岛）的考虑也乐于将自己捆绑在美国的安全体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美国将中国领土钓鱼岛私自授予日本，才给中日遗留下制约双方的政治难题。

除了安全利益的考虑，美国也不希望东北亚地区在它缺位的情况下，完成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这样会削弱本地区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进而损害美国的利益。

为了防止美国被排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遏止任何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既包括中国，也包括日本）成为该进程的主导者，维护美国对东亚地区秩序的主导权，美国在加强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之外，还通过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并试图主导东亚经济整合进程。

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在试图从根本上堵上中日实现真正和解的大门。另一方面，美国也并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冲突并恶化成战争，它只是希望中日维持平衡而且对抗的关系。

除了美国因素外，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也是两国实现和解的障碍。民族主义势力坐大，不仅从内部掣肘中国的外交事务，而且也成为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当政府在外交事务中做出合理妥协和让步时，往往还需要防范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成为街头政治。

美国只能堵住中日政府之间的和解。全球化在推动传统外交向现代外交转型，公民外交正成为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可以期许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民间力量将逐渐得到释放，无疑将促进中日民间经贸、文化等各个层面交流的深入。民间关系的改善才是两国实现真正和解的基础。

现实之中，实现这一过程将会长期而漫长的，中间可能还将出现反复和挫折。如何维持时下中日关系的稳定还将是重中之重。

钓鱼岛：一叶障目？

“钓鱼岛问题”尽管不是中日关系中的全部，但似乎却是最危险的一个因素。因为双方海上力量直接的对峙充满着太多的可能性，这将是潜在武装冲突源头。如果发生海上武装冲突，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重大的伤害。

这一点，早已成为了日本军政要员们的共识。此前，日本前防卫厅情报部部长久间太田中将曾撰文指出：中日两国最有可能爆发潜在冲突有50%的可能性来自钓鱼岛，其次涉及海上利益，起因包括东海的石油资源、中国海空力量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监视活动等。

对于中日而言，如何尽快商议和签署类似日俄之间的《海上突发事件协议》，通过制度建设来避免海上冲突，一旦发生海上冲突，也可以通过协议来平等合理地化解冲突。（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早在此前刊发的《中美如何规避海上冲突》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日俄之间的这种模式十分成功，例如2005年8月，俄罗斯的一艘潜艇在水下航行过程中发生事故。由于当时这一信息直接传达给了驻日本横须贺的自卫队舰队指挥官，因此日本海上自卫队得以迅速采取措施，避免了双方的误解。

尽管俄日之间的成功案例摆在眼前，但中日之间这一工作却进展缓慢（中美之间同样缓慢）。此前多次高层会议中，双方达成了共识，但至今相关细则依然没有落实，使得问题和风险始终徘徊在原点。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来迎合日本的无理要求，但也不能以钓鱼岛为由，拒绝发展和改善中日关系。

钓鱼岛不应成为障目的一叶。从这一点来看钓鱼岛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