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行至中盘，一线城市严酷的调控使得投资资金开始大量地转移至内陆的二、三线城市，靠卖地经营城市已经成为这些地区市长们追求政绩的捷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工业化和产业转移的大潮，而香港因为过于依赖高地价模式而导致其他成本上升的教训可谓前车之鉴。

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日前在总理经济座谈会上大胆提出，“共产党是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土地制度出了问题，就会动摇国本。”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实现住房市场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业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香港几十年来推行的公屋政策，有效地缓解了居民住房矛盾。据统计，到1997年中，港府建成的出租公屋单位已达到70万个，出售居屋单位26万个。居住在出租公屋以及政府补助出售单位的人口达到331.38万人，占当时全港人口的50.97%。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建设徙置大厦和廉租屋，60年代启动新市镇计划，到70年代兴起的“十年建屋计划”，再到80年代末期开始的长远房屋策略，香港的公屋政策，基本解决了低收入阶层市民居住问题，在此基础上，也对夹心阶层的居住难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末实施的“长远房屋策略”中，政府鼓励市民自置居所，以长远解决香港房屋问题。在发展“居者有其屋”及“私人机构参见居屋”计划的同时，先后推出“自置居所贷款计划”、“双倍租金”、“富户政策”，通过市场化的贷款和货币补贴计划，来保障公屋政策的执行。

为解决中低收入住房问题，中央政府提出了3600万套保障房的庞大计划。但是在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频遭腰斩，其他财源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保障房的资金筹措、市政配套、分配支持、运营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种种矛盾。在这一点上，香港公屋计划在上层设计方面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

对此潘慧娴也向媒体表示，公屋居屋政策无疑是一项福利政策，但安居也是市民基本权利。而基于香港之经验，与私楼市场全无矛盾，而且在香港高地价政策底下，实在是有其必须性，能起到缓冲作用。私楼市场自有其本身按经济盛衰之起落循环，说其会被公屋居屋冲激而跌价，只是自私自利之既得利益者之勉强砌词。而搁置兴建居屋的计划却使得低收入的首次置业人士丧失购买居屋机会，一定程度上鼓励购买价格更高的物业，正中地产商下怀。无限期搁置兴建居屋，意味着有资格够买居屋的市民，被剥夺了选择权，也意味着想改善生活条件的公屋租户，丧失了居屋市场自置物业的机会。这是政府拉拢地产商的短视措施，牺牲弱势阶层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