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农民生活史(上)

雷颐2012-09-11 15:54

城南旧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

只有被记录下来,发生过的事情、事件才能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没有记录,便无“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自己描写、记录,因此农民自己的“历史书写”几呈空白状态。只要比较一下城市“插队知青”和农村“回乡青年”自己写的小说、回忆和研究间的巨大反差,就可知道这种历史的话语权完全被“城市”掌控,在历史话语权力场域中,“农村”是彻底的弱者,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农民无历史”。

因此,偶有农民发声,便格外值得珍视。辽宁农民梁书香的回忆录《难忘岁月》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是农民自我历史书写中的精粹之作。作者出生于1946年元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离开农村,在农村完整度过了毛泽东时代。而且,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细节,如怎样评定工分、“吃食堂”时怎样分饭、春节各家各户为磨面怎样“抢磨”、如何争草争柴、不识字的农民如何“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都一一道来。

东北是“老区”,当生长于富裕的辽南旅大地区的梁书香有清晰记忆时,“土改”早已完成,她的清晰记忆是从她的家乡,新金县皮口镇唐家房乡塔寺大队大郭屯的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开始的。

大跃进

有些事情,如1957年的“反右”,城里人沸沸扬扬,最后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但这一年却是农村百姓心中的太平年。只要能干活吃饭,种下的庄稼收到手里,再苦再累,农民也就知足了。突然,1958年“大跃进”来临。刚开春,各村能张贴东西的地方都贴满了大标语,村里的墙壁都写满了各种气壮山河的口号、宣传画。舆论的猛烈让人透不过气来,村村队队、学校机关、各个团体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一切都军事化、战斗化,什么小组战、连队战、大兵团会战……每天干活不叫干活,叫“会战”,在数也数不清的这“战”那“战”中,红旗招展,歌声振天,叫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每天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她承认:“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跃进,平民百姓开始感到新鲜、振奋、激动”,“为农村死水般的日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和期盼。既然苦干三年幸福就到,谁还不愿意,谁跟幸福有仇?” (第53页)

从来没见过高炉、炼钢的农民,现在社社队队都在大炼钢铁,土高炉林立。正在上小学的她也停课去淘铁砂,结果炼出的是一坨坨黑渣。为高产深翻土地,把生土都翻到上面,结果反而不长庄稼。推广一驴拉八盘磨的新发明,其实是靠滚珠轴承作用,磨扇是转起来了,但轻飘飘没有一点压力,什么活也干不成。最令十二、三岁的她激动的,是附近“大兵团作战”:修水库建大坝,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不是挑灯夜战就是放电影、唱大戏。结果是毁了良田,并无作用,大坝在1960年又掘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近20年后的“文革”后期。

她记得19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各地都要向“穷山恶水开战”,没有“穷山恶水”的辽南也要“开战”。上级向各社队下达了治山任务,她所在的队下达的任务是治理荒山3000亩。为了完成“三千亩”,与大跃进时期一样,组织“会战”,在略有坡度的良田上筑坝埂,完成指派的任务。但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只为应付农业学大寨而在山坡上乱挖一气的所谓治山就此停止,一些坝埂又被清除。

吃食堂

“吃食堂”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内容。最高层为此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激烈讨论、争论甚至斗争,一些人因主张解散食堂被打成“右倾”,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吃食堂”与后来的“大饥荒”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许多人的生与死,都与此有关。梁书香是个小而又小的人物,但她的“底层”细致回忆,反映了这种决定的荒诞。吃食堂首先要把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收走:“粮食一律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个人家里什么也不准存,就说我们家吧,从吃食堂开始,家中里里外外,连颗耗子吃的粮食都找不见”。一起吃饭,各家各户都拼命抢占好地盘,每天都有孩子为此打架。辽南农村,较小的村落也有五六十户、大的有上百户,住得分散,不少户住得离村中心有一二里远,短时间还可以,每天三次要到食堂吃饭,实在受不了。雨天和风雪天,去吃饭更是个大问题。家有老人走不动,还要打回去吃,饭菜全都凉透。如果家有病人,根本无法照顾。东北农村家家要烧火炕,即使在夏天也得通烟火,以防石板和泥土盘返潮,家家户户就靠一天三顿饭产生的热量给火炕加温。现在要吃食堂,自家不开火,但火炕仍要特意烧草加温。农村柴火极缺,所以老百姓说吃公共食堂是“一枪两个眼”,浪费了粮食也浪费了烧草。食堂的浪费和掌勺者的多分,更不在话下。

1959年秋,梁书香进入新金县第七初级中学。这所中学是建立在她们公社的农村中学,离家十几里路,每天上下学,她都要跨过4条小河、翻过3个山包、穿过2个村庄。一天两天,上学放学,一路上她看到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获,壮劳力都去参加各种“会战”了。

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后果就是“大饥荒”,“饥饿记忆”是此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经过那种长期饥饿、曾在死亡线上挣扎者,才会有如此真切的记忆。

大饥荒

1960年春天还没过去,公共食堂就没粮断炊了,这时却叫老百姓自己回家解决吃饭问题。但问题在于,新粮没下来,百姓家的陈粮早在办食堂时被搜光了,只好到生产队哭天喊地。生产队干部再次挨家挨户搜查,发现各家确实已无一粒粮食。终于,只得靠野菜度日。

有一次上面发了救济粮,但仍不直接发给社员,而是要求食堂做饭。此时农民深感食堂之弊,深知这一点点“救命粮”只有在自己手中才能救命,只能大骂队长。队长其实也完全明白,只好把食堂偷偷解散,又怕上边来人不好交代,于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大家嘴巴严点,对外千万不能说公共食堂不办了,可怜兮兮地说:“大家行行好,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别炒了豆大伙吃,砸了锅是我一人的事。”强调办食堂是上级的指示,自己也没办法。“听说是上级指示,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但心里都想不明白,公共食堂明明臭不可闻,为什么非要硬撑着呢?上面怎么就不看看下边的实际情况,非把大家往绝路上逼呢?”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