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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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个年代，几十年间一再强调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在农村就是落实到“田头”。因此，政权才有极强的稳固性与动员力。

大跃进高潮时，梁书香正上小学六年级，也参加修水库的“大会战”。这时，上面开始推广取代肩挑人抬的独轮车。为了“小车化”，动员大家到山上砍树，一时间，山上只要成材的树都被砍光。小学也不例外，要求五六年级小学生每人要做一辆小车。小学生力气小，只能到山上砍小树。砍来一堆堆小树，拉到村上郭木匠家中，请他做小车。郭木匠看到这么多小树被毁，气得大骂，从老师骂到校长，再骂到领导。他还骂了关键的一句：“叫什么大跃进？我看就是大要(跃)命，是穷折腾。”没想到这话传了出去，本分了一辈子的郭老汉因此被打成抵触大跃进的现行反革命，挨了批斗，带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

1959年，她小学毕业升入新金县第七初级中学，这时大饥荒已经开始。有一天课间，几个同学闲聊说起家家户户分的一点儿粮食根本不够吃，有个学习好、说话幽默的男同学说，怎么吃？用线串起来挂在墙上，一颗一颗吃。此话立即传了出去，这位同学因此成为对现实不满、说怪话、抵制“三面红旗”，本应打成“坏分子”，好在因为他家庭出身好，而且年龄不够，学校只给了他开除学籍的处分。在人类历史上，少数思想家因提出“异端”思想而受迫害的时代数不胜数，但这些思想家毕竟是少数英雄人物，大多数平民百姓还可以相安无事“过日子”。然而，肚子饿抱怨粮食少，这并非“精英”才有的异端思想，而是寻常人最正常不过的反应，平常人因正常反应而受迫害、这种人人自危的时代确实罕见。

1962年，她考上新金县一中高中部。第二年，开始抓“阶级斗争”，学校也进行了那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人人都要革命化”活动。这个活动的第一步与其他运动几乎一样，就是人人都要“向党交心”、要“暴露思想”。经过动员，一位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在反复动员下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原来当时开始讲“阶级路线”，学校开一些重要的会议不许地富子弟参加，把他们留在教室。他曾经说：“看到大家兴高采烈地拿着坐垫出去，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又生气，我想等哪天我说了算，就把贫下中农子弟留在教室，让他们也尝尝那种被人歧视的滋味。”此时，猛批自己的反动思想。但几天后，这个同学就被学校开除了。

梁书香的父亲在“伪满”时期是小学校长，在农村就是头面人物了，国民党接收后，曾任区分部执行委员，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她在学校也属于“留教室”的待遇，但有初中那位同学“粮食串起来吃”的教训，她非常明白应当怎样“暴露”自己的思想：想上名牌大学的名利思想、伤春悲秋的小资情调……总算过关。暴露思想还不算，人人都要写“自传”，她的几个哥哥写的自传数不胜数，都写信教她其中的奥秘：千万千万别说真话实话，比如对困难时期认识、对“三面红旗”等等，一定要说好听的“过年话”。于是，在长达数千字的“自传”中，全是热情歌颂之词。“那个年月，哪个人的人格不是分裂的，哪个人不是两面人？”“所以，那个时期从上到下，我敢说谁都在按照上边的精神说假话，照着上边的宣传做两面人，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从“暴露思想”到写“自传”，这至少是“延安整风”以来标准的“审干”模式。将中学生纳入此种模式，可见这种模式已覆盖、渗入社会之广之深。

除了自我“暴露思想”、写“自传”外，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互相监督、揭发。她买条裙子，没敢穿，就有人找谈话要她挖掘思想深处的东西，问她追求什么。哥哥从外地寄来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揭发，认为是白专思想的表现。1965年正是“文革”前夜，“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高考录取“讲阶级”，出身不好的梁书香未被录取，只得回家务农。

回乡不久，“文革”开始。不过，“文革”开始时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等，农村并无特别动静，只到1966年的八九月，一些城里的红卫兵到农村来破四旧才感到“文革”的威力。红卫兵到各家各户搜书搜宗谱，农村人书不多，多的是宗谱，所以把宗谱集中到生产队门前一把火烧掉。农村的政治运动往往是被动的，所以，不是上面派“工作组”进村发动，就是城里红卫兵来直接动员。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也逐渐深入农村，农村也要一片红，人人带红袖标，家家挂红旗，但是像梁书香这种“四类分子”之家则要挂白旗，她父亲还要带上书“历史反革命”的白袖标。春节时，她二哥带着还不懂事的儿子从外地看望父亲，孙子指着爷爷的白袖标好奇地问爷爷的胳膊箍的怎么是白的。她父亲流泪说二哥：这样的家你带孩子回来干什么？

戴高帽游街、批斗挨打、受各种凌辱，成为“四类分子”的“家常便饭”。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原是大连海运学院教授，因“历史问题”从下放农村改造，以前看到村民春天往地里点苞米种的活费工费力，就发明了一台省力省工还节约种子的小型点种器。此时，却被认为是用小发明收买人心，是阶级敌人的新阴谋，贫下中农如果用了阶级敌人的小发明就是立场不清方向不明，是大是大非问题。结果那位老教授因此一次次被批斗、游街。开始还是让他推着播种器游街，后来干脆把那台小播种器挂在他脖子上批斗、游街。

1967年秋收前，梁书香到相邻公社办事，正赶上这个公社把全社的“四类分子”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两两互打，谁不使劲“革命群众”就狠打谁，结果互相打的人打来打去一个比一个狠，不一会儿都鼻青脸肿、口鼻流血，一些人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一旁观看者一个个乐不可支。北京作家肖复兴也回忆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相同一幕。1966年“红八月”，他是北京某校高三学生。一个雨天，胡同冲来一群红卫兵，闯进他住的院子，抄了院中一对“坏分子”夫妻的家后就开始痛打这对夫妻。忽然有一个红卫兵从同伴手中夺过皮带，扔给二人一人一根，冲他们喊道：“你们互打，打打对你们有好处，疼了，才能够触及灵魂，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他们两人谁也不动手，但在红卫兵的逼迫下只好挥动皮带。开始是轻轻地打，但在红卫兵的苛责下不得不互相都使起了劲，越打越凶，血从他们的脸上身上流了出来，和着雨水一起洇红…… (肖复兴：《槐花祭》，《随笔》2003年第4期)

梁的母校新金县七中，红卫兵小将把校长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关入“牛棚”，每天早上命令他们在操场上学乌龟爮，时时皮带、拳脚相加，有时把装满粪便的水桶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皮口镇小学高年级学生不过十一二岁，也自发跑到镇上，抄了一个旧社会小业主的家，不巧那天他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家，这群小学生大夏天把抄出来的皮大衣捂在老太太身上，又把围上围脖、戴上帽子和口罩，然后把她捆起来，一哄而散。等人赶来，老太太已经没命了。

戴高帽挂黑牌敲锣游街示众，似乎成了乡村娱乐，小孩们看游街都看上了瘾。秋天糜子熟了，看护糜子的社员敲锣打鼓赶麻雀，锣鼓声一传进村，梁书香邻居一个仅仅四岁的孩子，就喊游街的来了，哭着叫着让大人领着去看游街。这是“人之初”一种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教育，暴戾之气对一代人的影响，既深且远。

1968年秋，“知青”到农村插队。他们村知青一来，首先就斗、打四类分子，并且打得更狠，当地农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残酷的场面，一些岁数大的觉得这些知青心肠太狠，但又不敢表现出来，但一些小青年觉得新鲜刺激，也参与到这种对四类分子的残酷折磨之中。“城市”往往被认为文明、先进于“农村”，城市的“知识青年”理应比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更文明，然而，在阶级斗争、批判人道主义的强化教育下，他们彻底接受了这一套理论体系，反而因此丧失了普通人所具有的“人之常情”，往往更残暴。

作家马波(笔名“老鬼”)回忆自己在1968年底从北京到内蒙兵团当“知青”时，他们这一群知青看到当地贫下中牧在开批斗会时根本没人认真听，嬉皮笑脸穷逗，心不在焉，吐口水玩，东倒西歪睡觉，大吃一惊，认为他们“阶级觉悟”不高。于是在1969年新年第一天抄了一个老牧主的家，以提高贫下中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观念”。他们不仅抄了家，还暴打老牧主，把他打昏过去。但没想到，一位老贫农却挺身而出保护老牧主，争执中，他们把这位竟然保护“阶级敌人”的老贫农也打成重伤。几十个牧民在远处阴沉沉地看着，一位北京知青连忙手持红宝书向他们挥舞，表示他们是在执行毛主席指示，警告牧民少管闲事。（老鬼：《血色黄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页）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其父是“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她不但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没有抄家打人的资格，反被红卫兵抄家，父亲、外公被毒打，红卫兵还当着她的面把她外婆打倒在地，用皮带赶着她在地上爬，最后腿被打断。然而，几年后罗点点与几位女同学到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位叫三娃的妇女“作风不好”，而且家庭出身不好时，这几个女知青一商量，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一天下午，她们几个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回家做饭的三娃，围成一圈，“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轮流抽打，把她打得头破血流。没想到，这时一些老婆儿老汉儿走到她们跟前劝道：“娃娃们，下回不敢了啊!一个村里生着(住着的意思)，打坏了人了不得哩。”她们却不知深浅地回答：“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村里人仍劝说：“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吗？”罗点点承认，这一切“都让我们心惊，都在我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之外”。“我们为捍卫道德纯洁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来显得那么软弱和丑陋。”“显然那些在北京人们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一抓就灵’的手段用在这里，就像旷野里的声音会被大山吃掉一样，也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而且吃得连骨头都不剩。”（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48-250页）“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此话格外值得玩味。红卫兵、“红色恐怖”从北京发起，从北京最好的学校发起，甚至在北京已无资格打人、而家人被红卫兵毒打的学生此时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地打人，“北京”或者说“城市”与“乡野”，此时此刻究竟孰“文”孰“野”？

城里来的知青还将城市已经强制推行的侵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推向农村。在他们村，知青带来的“新花样”是社会上下工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复杂烦琐地“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当然，“四类分子”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规定“请罪”时必须一躬到底，头要低于屁股，还要背长长的“请罪词”，如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请罪，向林副统帅……向工人阶级……向贫下中农……如有一人背错，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余人都要重新“请罪”。还规定从生产队回家的路上也要大声背“请罪词”。“每天每天，几个四类就这样白天请，晚上请，队里请，路上请……”1968年底，她结婚时与未婚夫一起到公社登记领证，管登记者按惯例，要所有领证者先做“三大件”，先挥动《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读语录，唱颂歌跳忠字舞。到此办其他事者，也连忙与她们一起做“三件事”。

结了婚，到了邻村，尤其是丈夫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她的待遇好了很多，不再受歧视。而且，她的地位还因“政治运动”而提高。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要求学小靳庄，要求大讲革命故事，人人写诗，队队要自编自演节目。她是当时农村少有的高三毕业生，于是她给人讲毛主席家六位烈士、孔老二杀少正卯、刘文彩的收租院，她还写诗、编排节目、教农民演样板戏、唱革命歌曲……大派用场。她编的节目还先后被选到公社和县里汇演，生产队因此成为公社学小靳庄先进典型，队长也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不断有人来生产队学习取经。这一年，生产队的分值降到最低，但生产队长，却因成为学小靳庄典型而被提拔为大队书记。其中，梁书香起的作用最大，新上任的大队书记当然明白这一点，于是提拔她当大队“大嫂队长”。大嫂队长，就是负责全大队的计划生育工作，每年有三千工分的补贴，虽然只是大队长、大队书记的一半，但也基本脱产，不用干农活了!从1965年回乡务农到现在成为脱产的大队干部，整整十年，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理解她的惊喜。

当了大队干部后，她更要在各种场合发言、表态、批判。她在台上朗诵歌颂“文革”的长诗，演过“批邓”的“三句半”。曾经，她对别人的这类歌颂、批判非常反感甚至愤怒：“我也无数次在心里骂过一些人，骂他们不辨是非，戴着以人血染红的顶子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我理解了他们，这是人的弱性，在或形势或权欲或利益或名声的驱使下，或者什么都不作为，唯为政治气候所迫，多少人会违背自己的心愿，明明干着心里不愿干的事却干得挺起劲，明明在说着言不由衷的空话假话套话却又说得天花乱坠”。她沉痛反省说：“而我，过去没说没做不是不想说不想做，是想说想做而人家不用。一旦有人赏识你，起用你，还是愿意竭力表现，竭力逢迎，竭力唯政治气候的马首是瞻。”“如今，那些往事已经为历史，但是，曾经经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在那人妖颠倒了的非常年月，自己都说了什么，都做了什么？这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许会起一点警醒作用。”

在所有人都没有沉默权的时代，从上到下，无数人都做过类似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梁书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的反省话虽不多、也无更深奥理论，却平实而深刻，至为难得，格外值得敬重。因为许多地位比她高得多、当年所作所为比她严重或者说“积极”得多的人，却一直拒绝反省，一直在为自己辩解、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