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投，政府主导、政府牵头，包括发国债支撑国土建设。我们的国力已同过去，百姓的生活需要提高。所以现在的投资和过去的完全不同，每一块钱都应该花在老百姓的福利上。这样做的话，经济转弯的过程就会平缓些，速度不会从过去10年的10%、11%降到7%以下。这就是现代政府应该做的事。       

问：现在西方也在反思政府的作用，你如何看？       

答：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它的福利浪费是巨大的。但是政府花钱去搞教育、搞科研，政府花钱把下水系统做好，政府花钱支撑一个现代化的私房系统，这是责无旁贷的。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里面专门论述过，司法系统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不能由女皇来搞司法系统。他说的很明白，只有国家才能搞司法系统，否则谁出钱，谁就可以买公正，这怎么行？          问：除了投资，货币政策独立性要改吗？         

答：要。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倒觉得不是最要紧的。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货币和财政紧密相关，而财政和投资又紧密相连。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照西方那么做，像欧洲央行那么做，完全独立财政之外的政策，效率很低。银行的监管都独立于央行，怎么可能？         

问：如果归到人大进行管理呢？         

答：这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把整个货币政策完全归入人大。但是这个系统和银行监管不协调，独立于银行监管，那么很可能发生如下一种情况：货币正在收紧，银行监管在放松，互相抵消，触碰不到一起。年底财政拨款多一点，马上货币发行量增加，怎么能对称？怎么能协调？

问：独立一些就可能不会有4万亿了投资吗？         

答：4万亿恰恰证明问题不仅仅出在货币政策上。金融改革要一步步做，先把银行一个个改了。如果除了银行外，出现了大量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如果股市相当健康健全化，到那时，咱们再来谈货币政策怎么能够以利率，以数量，以价格为准，怎么能够放开资本帐户，怎么人民币国际化，怎么搞独立的政策透明化。现在条件根本就不具备。我的观点是改革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改革不是机械地改， 改革一定是从你最痛苦的，最需要改革，老百姓有最多需要的地方改。         

问：你不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后，生活有些什么变化？       

答：放松了，不用担心别人认为我掌握了什么内部信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内部信息。我现在不用担心我讲的话代表了什么政策，代表了风向的改变。所以我现在非常轻松。         

在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时，我心理负担还是很重。我不愿意看到我讲的话误导民众，误导了企业，我特别不愿意看到别人认为你是委员，利用委员的资格为自己牟利。我最担心别人这种看法。          

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工作都是些什么？         

答：通过各种会议，各自收集信息，做研究。然后每个季度开例会发表自己的观点。         

问：意见被采纳的程度高吗？         

答：应该说大家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观点都是比较一致的。可能学者的观点更加纯粹一些，会考虑各种约束因素。我想学者的观点，最终晚一点都会被采纳 。         问：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学者？官员？         

答：做一个长期坚持不懈进行研究，并且通过研究有一定见解的学者。这是我理解的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人。       

问：你最敬佩的经济学家是谁？         

答：当然是亚当•斯密。         

问：当代中国有吗？         

答：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理论落后与实践。         

问：你有最钦佩的企业家吗？         

答：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改革者。但是非常惭愧的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学者们，还远远没有把这些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更没有把这些升华成的理论指导未来，并和同行交流。这都是我们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