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芳，对于幸福，你怎么看？”这句是对当下网络热词的组合。这种奇怪的组合其实代表我们对幸福的两点困惑，幸福是什么？我幸福吗？

至于幸福是什么？有个形象的说法是，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我们既不是猫狗也不是奥特曼，打小怪兽未必是我们的幸福。幸福之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扪心自问：自己幸福吗？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和莫言一样：“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问别人：你幸福吗？

也有人说，幸福就是痒了，挠一下；不幸福就是痒了，挠不着。我们的判断是，这十年，其实就是中国人幸福的十年之痒。这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可谓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是“幸福经济学”奠基人伊斯特林（R.Easterlin）一篇名为 《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的论文指出，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1990年的幸福感，要强于2010年。

这其实也印证了伊斯特林之前提出的一个判断，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这一主张后来被广泛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我们的生活比20年前、10年前更差吗？显然不是，我们手中钱比过去多了，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等甚至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们的房子比过去大了，北京大学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6平方米，超过全面小康社会30平方米的标准；行更不用说，私家轿车是很多家庭的标配。还有我们奢侈品的消费能力，让世界惊叹。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说自己是幸福的？

甚至在中国当下社会的所有阶层中，鲜有人说自己是幸福的。富人说自己是不幸福的，因为财富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中产阶层说是不幸福的，物价、房价、教育让他们成为“夹心层”；而低收入阶层更不敢言幸福，阶层的向上流动障碍重重，“农二代”生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归属感。甚至据中新社的消息，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如果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幸福缺失，那不仅仅是某个阶层、某个个人出现了问题，而是应该思索这个社会出现了什么共性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相比于10年前，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安全的食品，我们失去了清洁的环境，我们失去了向上的通道，我们失去了做一个合格社会人的底线，我们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等，对了，还失去了一个平常心，因为严重的贫富差距，我们多了一颗羡慕嫉妒恨的心。一句话，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和稳定感。我们的确应该想想，我们得到的与失去的是否相当？

所以，不应该问“元芳”，也不应该问“你”，其实就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幸福吗？作为富人的“我”，不担心财富的突然消失；作为工薪阶层的“我”，看病不再贵，孩子上学不再难，房价可承受；作为农二代的“我”，可以用知识改变命运，可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去自由。如果这些“我”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那毫无疑问，这个社会是幸福感很高的社会。

伊斯特林只是说，经济增长未必带来幸福感。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也可能带来幸福感，当然这是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是否同时也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规则公平、机会公平、起点公平。在这个社会里，有冤有处诉、有老有处养、有病有处医、有理想有处去实现，还有一点，我们的官员也不再迷恋“GDP”，而是以“GNH(国民幸福指数)”为荣。尤其当下中国从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常态化增长的转折期，解决幸福感困惑将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