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尘

2012年的8月下旬，我到新加坡采风调研。其中一个重头内容就是参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殖民时期”这个单元里，有一个开放式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的墙壁上满满都是彩色图谱。这些图谱笔触细腻、色泽鲜艳，我不清楚它们的学术价值，但对像我这样一个图谱爱好者来说，它们非常美丽动人。

这些图谱的绘制对象有植物、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无脊椎动物和鱼类，是19世纪初期，第一任驻新加坡大使威廉·法考尔领导指挥一批南洋华人画工所绘，记录归纳了当时的南洋博物风貌。

威廉·法考尔上校，是新加坡开埠元勋莱佛士爵士麾下的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位新加坡负责人，也就是第一位新加坡常驻大使。他在任的时间很短，1819年至1823年。相比其后任们在任期间的诸多城市发展管理措施的颁布和实施，威廉·法考尔在政绩方面比较平庸无为，因此在新加坡开埠史上鲜见他的事迹。但是，作为一个博物学者，留下了这么一部图谱，也是居伟之功。

我对于图谱，尤其是植物图谱的爱好，有基于对植物的科术性偏好，因为可以在图谱上细观某一种植物的根、茎、叶、花的各个部分；但更大程度上，我是从艺术的角度迷恋植物图谱的。它们因为科学性的要求，一定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因为也就有了尽量去除主观性的客观性。这种科学性、写实性和客观性要求下的最终呈现，让植物图谱这种特别的艺术相当的冷静、轻盈、严谨、工丽，在我看来也就是相当的完美。这是人类为同存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物种——植物所画下的一幅幅肖像，较之人类对于自身以及对于动物的行为，在植物身上，人类有着难得的始终如一的爱恋，虽然这种爱恋并不会完全制止人类对于植物的各种毁灭性的行为。或者这样说吧，人类对于植物的细节有着特别的柔情，比如花朵和美丽的叶子，但对于植物整体来说，这种审美价值就不复存在了。砍伐森林的人或许就是热爱花朵的人；满室瓶插花卉的人，也可能毫不犹豫地提着斧子走出去。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那个图谱小房间让我十分流连。它们都是南洋风物的华美定格，尤其是植物图谱，各种色泽艳丽、硕大丰沛的热带植物，被如此精细地定格之后，风味更为浓郁独特。把这些图谱拿到新加坡植物园里去对照一番，一定很有意思。在此之前，我还去了新加坡滨海花园的两个巨大的植物温室，一个叫“花穹”，一个叫“云雾林”。这两个温室，从滨海湾高处俯瞰，外形像两个银色的大贝壳，而温室里面人行栈道和植物山的缠绕设计，很有点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的绚丽奇幻。新加坡是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有了这么一批精致的当地植物图谱，就更为贴切了。

参观完回到大厅，急急买下《NAT-URAL　HISTORY　DRAWINGS——The　Complete　William　Farquhar　Col-lection》这部厚厚的图谱，70新币，差不多人民币360元左右，它印刷精美、制作考究，前言后记附文都挺丰富，每幅图谱下面的介绍文字也相当详细。360元的价格很值。旅途中我一般不会买书，但是，这本几公斤重的图谱，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且心甘情愿地一路背回家去。不过它是全英文的，而我的英文实在可怜，又有那么多术语，读的时候得把在线翻译工具打开，比较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