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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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綦江区，过去叫綦江县。这座穿越千年历史的古城，很有名。但这座古城爆得大名的缘由，不是它的历史，也不是它的文化，而是它的悲剧，它的腐败，它的彩虹桥的垮塌。今天，我重提这个因为腐败而写进小学六年级教材的垮桥案，想说的不是反腐败，而是重申人人平等这个我已经说了多次的宪法原则。

垮桥案发生于1999年1月4日傍晚时分。30多名老百姓和22名武警战士，正在越过这座长达140米的拱桥。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脚步是怎样运动的，只知道，这座小城居民们引以为傲的彩虹桥，突然间垮塌了，54个人随着这座垮塌的桥，落入河中，坠落在夜幕降临的綦江。

彩虹桥，是个形象的名字，它的学名叫“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提篮拱桥”，坐落在綦江县城古南镇綦河之上。三年前，为了连接新旧城区，县里决定修建一座跨河人行桥。竣工之日，当地媒体以“长虹卧波，綦城一景”为题，欢呼这个“引彩虹，落人间”的盛举。

令人扼腕的是，一个退休的普通的电焊工人却在一片欢呼声中，告诫自己的家人，轻易不要经过彩虹桥，他说，过不了几年，它就会垮掉。

真的垮掉的那天晚上，这个人微言轻的老焊工，跑了几里地，赶到彩虹消失的现场。憧憧人影中，探照灯扫射着黑沉沉的綦河，岸边，不时响起的救护车的尖叫声，掩盖了死者亲属呼天抢地的哭喊。蹲在地上，他有气无力地，对着苍茫的夜空，问不在眼前的政府官员：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我三年前就说过质量有问题啊。

一个电焊工都能发现隐患的桥梁，肯定潜藏着腐败。检察机关没费什么力气，就查出一堆缠绕着腐败的漏洞，经过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重庆司法机关对14人作出有罪判决，其中，一位县委副书记被判死缓。

人祸的祸根在人不在天。对国家机关来说，除了追究“祸根”的责任，还要赔偿无辜的死者。虽然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没有参照国外的通常立法，将国有公共实施及管理欠缺导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明确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綦江县政府还是用国库的银子赔了死难者。1999年底，垮桥案中的赔偿全部结束，40个死者，每人拿到22000元精神慰藉费以及数额不等的死亡补充费。

按说，事情到此就可以结束了。可是，新闻媒体和普通公民仍然不依不饶，和法律人不同，他们不关心赔偿案件的性质是国家赔偿还是民事赔偿，适用的法律是《国家赔偿法》还是《民法通则》，给出的钱，是赔偿金还是补偿金，他们关心的是，同命为什么不同价？

他们注意到：死难者中，有的是城镇户口，有的是农村户口，有城镇户口的死难者每人得到48450元，有农村户口的死难者每人22000元，相差一倍多。新闻媒体不能接受这样的差异，他们问：一样的生命，为什么不同的价格?　　　　事实上，城里人和乡下人同命不同价，不是綦江人制造出的偏见，而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制造的偏见。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补偿数额应该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按照《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需要按照该市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上一年人均生活费给予。因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是有差别的，补偿显然就有了差别。

这样的差别确实怨不得綦江县政府，然而，这样的差别确实违反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违反了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有个著名的民法商教授从人格的角度，讥讽了同命不同价的补偿方案：城里人的人格就是完整的人格，农民就只具有二分之一的人格。

不需要教授启蒙，凭借当代社会深入人心的经验法则，我们相信，每个人的生命权都是平等的，能力本事的大小，生活条件的好坏，拥有财富的多寡，社会地位的高低，道德品质的高低，都不能决定或改变人的生命权的价值。因为，所有这一切，离开生命权都将变得毫无意义，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毛”。

生命权的平等，是人人平等的起点，离开生命权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也就无从谈起。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普通认识到，在同命不同价之外，还有一个同票不同权。按照当时有效的选举法，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配，分配原则是：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就是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四个农村人口的权利才相当于一个城市人。有人将这样的法律条款，描述为“四分之一条款”，嘲弄这个条款中蕴含的傲慢与偏见。

无论是同命同价，还是同票不同权，在法律上都是对农民的歧视。无从知晓，有没有哪个农民由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想，主张“城乡有别”的立法者主观上应该没有歧视农民的念头，客观上却将农民变成了“二等公民”。

同票不同权的制度安排，最早出现在1953年的《选举法》中。有意思的是，立法者一开始就承认城乡有别没有实现普遍平等，但是，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必要的，简而言之，理由有二：一个是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应该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另一个是国情，那时候，八成公民是农民，如果同票同权，人民代表大会就变成了农民代表大会。

垮桥案发生之后，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对同命不同价、同票不同权表示不满，民间社会，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实，不平等并非中国所独有。回望世界历史，人类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总是遭遇不平等的尴尬。美国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下宣布独立的，制宪会议却没有赋予黑人同票同权的权利，那时候，每个南方黑奴只有0.6张选票，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五分之三条款”。

当然，中国的执政党没有用美国历史上的偏见为自己正名，他们在肯定同票不同权具有历史合理性解释之余，对民间社会的平等诉求作出了较为迅速的正面回应。历史性的转变发生在2010年。这一年，《侵权责任法》确立了同一侵权行为情形下的“同命同价”原则，《选举法》确立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同票同权”原则。尽管现实中还有种种负面因素，妨碍法律上的平等落到实处，可是，法律上的平等毕竟为现实中的平等扫清了障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