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青

曾和一位男性友人聊起女性作家，他说，女作家写散文总避不开两个题材，一是孩子，二是衣服。

我很同意，因为女人在这两项上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热情，把半辈子或一辈子都搭进去了，怎能不说了又说，晒了又晒？

又不由得暗想，作为话题的衣服可比作为话题的孩子有趣得多了。至少对一件衣服你还可以说它不好，对这年头的孩子你敢说不好？如果是朋友同事的孩子，在孩儿他妈骄傲地碎碎念时，不管你多想打哈欠，都只能坚持笑成一朵花，很肯定地点头称赞。

一个不允许异议、只接受一种反馈的话题难道不是最无聊的话题吗？当然这只是暗想而已。前不久看《白鹿原》，发现连田小娥都怀孕了，原著中的小娥可是无论怎样都不会怀孕的最安全通奸对象。怀孕成了最廉价的同情指数加分器，电影还让小娥治好了白孝文的先天性无能，要知道小说中的白孝文不是性无能而是性亢奋，新婚后夜夜跟老婆颠鸾倒凤还得让祖母和老爸出面灭火，偷情时性无能不过是羞耻心造成的心理障碍，后来东窗事发，脸面荡然无存，对下半体的自我约束也就不存在了。一个靠原始资本吃饭的简单女人，要变身成为主角，非得承担一些美德不可，这两个被添加的情节正好说明了创作者眼中女人的两个最伟大价值：1.　让男人重振雄风，2.　传宗接代生小孩。想拍一部情色挂帅的电影还得藏着掖着，非得在这两大法宝的护持下才敢露体宣淫，真是白瞎了观众摩拳擦掌要看禁片的热情。

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骨子里已是淫行漫布，能端上台面的两性价值观却仍停留在19世纪，连个淫妇都没资格对孩子说不了。没有孩子的时候孩子是女人最大的政治问题，有了孩子以后孩子就成了女人最大的经济问题，一场新女子无才便是德运动正在悄然发生着，主导者不再是遗老遗少，而是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文化精英们。这种时候，还是衣服这个话题比较安全。

大概90%以上的人都听过女人说类似的话：穿漂亮衣服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心情，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而是……这样的说法最多只有10%的可信性。这就像每个写作的人一定在心里预设了一个以上（含一个）的读者，并且不断想象对方阅读时的反应，即使日记的写作也是如此，如果以为日记是最真实的就全盘相信，特别对那些公开出版的日记不加参照，等于是自愿往陷坑里跳，肯定摔成脑残。

同理，女人选衣服，早已给自己预设了观众，穿给丈夫看的、穿给婆婆看的、穿给同事看的不会是同一套衣服。几乎没有一个女人只有一种款式的衣服，除了《花样年华》里的苏丽珍。旗袍，是这部电影的标志。不管是上班、逛街、居家、下厨，她都穿紧身而正式的旗袍，最随意的时候，无非是旗袍解开领扣，看这架势只怕她的睡衣也是旗袍。

毫无疑问这样的女人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成熟而妩媚，妖娆而矜持，旗袍下的胴体玲珑有致，风情万种，大概是很多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人。但女人看苏丽珍，却是疑问丛生，各种拧巴。苏丽珍一出场就是个独立而能干的女人，受过教育、有自己的工作，找房、搬家，都是一人操持，早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旧式婚姻模式。观念却很保守，邻居问她贵姓，她回答“我先生姓陈”，希望别人以夫姓称呼，认同女人婚后就不该有独立的社会身份了。她爱看武侠小说，难免有叛逆性格和浪漫幻想，不喜欢跟邻居凑热闹打麻将，总是踽踽独行去看电影，很有自己的主张和品位，却对周围的风言风语没有丝毫抵抗能力。在公司，她是老板的秘书，除了文书工作，还要负责帮老板安排约炮，替老板在太太和情妇之间撒谎圆谎。对男人不忠的伎俩，她早已看惯，当自己丈夫出轨并失踪时，她像个束手无策的小女孩一样只能消极等待，与此同时，却和情敌的老公频繁约会，自编自演着奸情发生的一幕幕场景，这种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非内心强大者玩不转，角色扮演这档子事，在当时绝对是非常先锋的。

当然，最大的疑问，还在她的旗袍上。《花样年华》中的旗袍在影视圈带动了一波汹涌的旗袍风潮，然而苏丽珍穿的旗袍恰恰已将所有旗袍的特征降到最低，无袖，齐膝，毫无镶滚，面料也十分现代。作为旗袍基本元素的扣袢被完全省略，只用揿扣。为了让衣服极度贴身，有些已经采用了后拉链的裁剪，前见锁骨，后见肩胛骨，内衣的线条也隐约可见。所以苏丽珍的美丽不是因为她穿了旗袍，而是因为这些旗袍将女性曲线勾勒得如此明目张胆。紧致的短款旗袍配高跟鞋，美得张扬，甚至连披肩、外套之类让视觉得以缓冲的配饰也不用，只苏丽珍第一次去宾馆看望周慕云时在白底黑玫瑰花的旗袍外面配了一件红色风衣，恐怕还是为了和宾馆走廊那充满情欲气氛的大红窗帘大红地毯相呼应。

曲线毕露的女人，极富挑逗性。看她无限妖娆地坐在狭小的格子间里打字，与色鬼老板仅三尺之隔，替她担心；看她一抹曼妙身影行走在小广告丛生的幽暗巷子里，替她累；看她百无聊赖拧着麻花躺在床上，替她感到束缚。从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无须考虑衣服的款式，年龄、身份早就规定好女人该穿什么，只是在颜色、质地、配饰上等细节上略有不同。一旦女人走入社会，穿衣打扮就成了一种个人姿态，上班开会穿睡衣，去早市买菜穿晚礼服，都是很悲催的事。女性服饰千变万化，就是因为女人热衷于想象自己与环境发生的微妙关系，不同角色需要相应的演出服。

今天卖女人衣服的广告语最经常听到两种。一是“低调的奢华”，素色为主，直线裁剪，风格简约，时而以柔美细节略作点缀。当这个世界还是“第一性”说了算的时候，“中性”对女人来说似乎意味着一种进化。价格不菲的阿玛尼套装虽然经常让女人显得呆板，但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干练和庄重。刻意的慵懒随性，经常令刻意的高雅大方相形见绌，不知这是不是近两年香奈儿走虎背熊腰风格的原因。二是不可不说的“森女系”，暖色、波点、碎花、蝴蝶结、小圆领、木耳花边……“森”的元素很多，在日本原本是身体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爱穿的宽松舒适的裙衫，现在俨然成了少妇最爱，年华已逝的女人时不时会爆发重返青春的冲动，中年发福的身体也更容易对宽大的娃娃衫和棉布裙子产生亲和。更重要的是，男人的品位决定了单纯无辜的风格永远是女人最保险的选择，巨乳诚可贵，童颜价更高，很黄很暴力最多开心一时，只有很傻很天真才能笑到最后，所以很多女人终其一生都是小清新风格的忠实践行者。

旗袍呢，本来可以很低调，也可以很“森”，从当年宽襟大袖三滚三镶的厚重大褂发展到一件轻薄小衫，其间经历了无数次观念的变革。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旗袍的简化肯定有实用性的考虑，毕竟曾作为中国女性常服，需要一定的舒适度，又不过于繁琐，才能供各种年龄、阶层的女性选择。张爱玲是欢呼这个变革的，因为厚重的旗袍完全隐去了形体特征，让女人看上去都一样，简化之后，“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线勾出”。

旗袍的时代过去之后，它的情色特征被后人浓墨重彩地添加了一笔，恰恰沿着“要紧的是人”这条路子狂奔下去，难道人本主义和荒淫无度总是只隔一层薄纸？女人的身体虽没有任何不洁，但被物化得太厉害了，旗袍就沦为一副包装纸。当流行文化日渐将民国时代变成大众的情趣用品商店的时候，旗袍女子就越来越像橱窗里陈列的高档玩具。

在《花样年华》中，我们无从知道苏丽珍的旗袍风格是不是一种从众的选择，实际上苏丽珍是电影中唯一的年轻女人。周慕云的太太只有几个背影，都穿西式裙子，对两位房东太太来说，旗袍反而提示了她们的年纪。在苏丽珍的公司，周慕云的报馆，在他们行走的小巷里，都不见女人身影，苏丽珍旗袍如花，大多数时候是盛开在一个只有男人的世界。过度凸显女性特征的旗袍，要穿到职场，需要莫大的勇气，那无异于给自己贴了红颜祸水的标签。人们很容易认为漂亮女人不安分，总想利用自己的美貌做点什么。

在电影中也确实如此，没有人正面夸赞苏丽珍的美。夸她美丽的共有三个人，第一次是周慕云的太太上楼时与苏丽珍擦肩而过，听说她是去机场接老公，酸酸地说了句“怪不得穿这么漂亮”；第二次是周慕云的哥们儿阿炳露骨地表示对苏丽珍的觊觎；第三次更意味深长了，房东孙太太在牌桌上告诉大家：“老公成天在外面，她一个人孤零零怪可怜的。”听上去好像很关心，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急转直下：“噢——呦！出去买碗面还穿这么漂亮！”

美丽给她带来了同性的嫉妒，猥琐男的口水，邻居的闲话，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当然早已洞悉这一切，为避免麻烦，也做了很多妥协。虽然和周慕云没有男女之事，却要想方设法避开邻居像偷情似的交往，外出次数多了被孙太太敲打“要有分寸”后，连出门买碗面都不去了，终于接受了孙太太早就提出的一起吃饭的建议。虽然心早已飞到周慕云的2046房间，人却要虚与委蛇跟邻居一起打麻将。在感情上，她像个初出茅庐的小兵被放到十面埋伏的战场，一路丢盔卸甲，却高举旗袍这面艳帜，死都不撒手，简直不可理喻。

执意而孤独地成为别人的视觉飨宴，敢如此作为的女人绝不会性格温吞、优柔寡断，也不可能是一个过于在乎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女人，怎会因人言可畏而委屈自己，错失爱情？只能说苏丽珍是王家卫的概念女人，是来满足人们错位的感官和心理需求的。电影快到尾声时，周慕云在苏丽珍住过的公寓门前驻足，音乐戛然而止，黑屏上打出几行字：“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什么时代？1962年到1966年？难道苏丽珍、周慕云两家人都是逃港难民？这两句写得太文艺太暧昧，像苏丽珍这个形象一样让人看不清。中国人爱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句话已经婉转地对无罪之人进行了有罪认定，同时肯定了强盗之心的合理性。美人如财富，好的时代，不一定要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至少没有明火执仗的抢劫，也没有明珠投暗的遗憾才好。《花样年华》让淑女与旗袍跳了最后一支探戈，其实，苏丽珍和她的旗袍所代表的时代，不是已过去，而是根本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