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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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8年前后，所有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的美国军方学者，都将中美未来可能的冲突锁定在台湾问题上。随着台湾国民党重拾政权，两岸往来密切，美国军方对中美之间因台湾而产生冲突的种种可能性研究，似乎成了一堆过时的废纸。台湾在短期内不会成为中美武装冲突的导火索。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系列“钓鱼岛政治秀”，以及日本野田首相在中日外交事务中不恰当的决策和举措，挽救了这一看上去岌岌可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时下钓鱼岛争端似乎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台湾问题，成为了中美之间潜在武装冲突的起爆点。

中日冲突已无障碍

从4月中旬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购买钓鱼岛之后，中日双方你来我往中已经交替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中不乏中国民间船只的冲撞，以及中国海军和海洋民事部门武装和准武装舰船的外围巡航，但是这些行动虽剧烈但不激烈。并不具备真正引发双方真正冲突的起爆点。

事态真正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是，9月11日，中国在不能阻止日本签署购岛合同的情况下，紧急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并且在两日后，向联合国提交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完成了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的所有法律手续。

从法律上而言，如果此前中国尚且明确承认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尚存在争议，但此后中国已经明确否定了这一争议。

道理很简单，公布领海基线是国际通用的宣示主权、行使管辖权的方式。这不仅为日后中国海军舰艇、海洋公务船只和民船出入钓鱼岛海域完善了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日本民船或是日本国民再度进入钓鱼岛海域或是登上钓鱼岛就等同于非法入境，如果是日本军队和公务船只，则可以被看作是“入侵”中国领海。这为中国军队动用武力留下了法律空间。

潜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产生。但在9月16日，美国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随后美国的航母和海军力量被部署在东海和南海海域，日本吃了一粒定心丸，由此越走越远。

虽然中国宣布了钓鱼岛领海海基线，但因为日本也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代表公权力的中国公务和军事船只始终没有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范围内，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日本显然没有看到时局转危的所在，也没有任何顾忌，其船只不仅毫无顾忌地出没于钓鱼岛领海，9月21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部分保安官和冲绳县警察本部的数十名警察甚至登上钓鱼岛。

冲突的可能性在一点一点积聚。我们观察到《人民日报》逐渐趋强的社论口吻，以及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措施。让人疑惑的是，日本当局是否注意到这些变化？是否对其做过研读？

时下日本肆无忌惮“入侵”钓鱼岛的法律事实，已经将中国推向了墙壁。对于政府而言，纵容外国公务船只甚至是军事船只“入侵”已宣布为己方领海和领土，无疑将被视为政府的“失职和无能”。这一脆弱的外部局面，使得钓鱼岛在政治上成为“对冲基金”，可以随时变现为一项正收益。

在中日军事冲突的风险被积聚后，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似乎也变得难以规避。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是美国亚洲战略的桥头堡，在经济上则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美国“重返亚太”后，日本冷战结束后日益削弱的战略地位将被重新加强，而这也恰恰是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后，立即宣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对日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体现在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而这种依赖恰恰需要中国来提供，钓鱼岛恰恰是这种依赖的源头。

“台湾问题”的遗产

此前长达几十年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一直拖累着中国，消耗了中国大量的资源，但由此也遗留下了一笔可资利用的遗产，那就是遏制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军事手段和军事学说。

在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针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态势，将2艘航母派遣至台湾海峡附近海域。自那以来，中国已经逐步采取措施，建立了一套军事对抗体系，希望借助该体系将美国军事力量介入该地区的代价提高到令美国难以承受的地步。

对于中国这样的军事布局，美国人将其命名为“反介入战略”。

虽然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拥有这样的战略，但在中国军方掌控的媒体中，始终能听到和看到关于某某“撒手锏”武器系统的报道。而“撒手锏”的含义则是指那些在冲突开始阶段就有能力遏制强敌（如美国），或对美军实施突袭和阻截的基本手段和能力。撒手锏的目标选择在了美国前沿部署的重要目标，例如，位于日本的嘉手纳空军基地、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等重要军事目标，甚至是机动部署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早在2004年，美国海军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透露，中国发展了以“东风-21”（DF-21）型中程弹道导弹为原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报告认定，DF-21的作战半径超过2040公里，并且装载了机动式再入弹头舱（MaRV），这种弹头舱可装载主动和被动雷达导引头。此外，中国还研制了一种特殊的装载子弹药的弹头，装载这种弹头的导弹能够以集束方式投射非爆炸式高速穿彻弹，凭借动能冲击效应打击美军航母。

在美国看来，中国还获得了侦测美国航母目标的能力。中国研发或部署了海上监视和目标瞄准系统，该系统能够对美军舰船实施远程探测并提供目标瞄准信息。在研或已经部署的此类系统中包括超视距反向散射（OTH-B）型雷达，陆基超视距地波（OTH-SW）雷达、光电卫星以及雷达卫星等。一些美国军方学者甚至猜测，中国同时研制多达15种不同型号的卫星也在为捕捉美国航母服务，这些卫星包括图像侦察、电子和信号情报收集、导航、通信和气象预报等多种卫星。

美国同样认为中国还在潜艇和空中突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而中国的努力成功削弱了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压倒性军事优势。

尽管中国在积极谋求“反介入能力”，但还不足以真正触动美国，真正触动美国的是中国在核心战略领域压缩美国的优势，而这也体现着中国另外一种战争策略——不对称作战理念。

早在2001年，时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托马斯·威尔逊海军中将，在接受国会质询时预测，美军可能在2015年面临中国形成反卫星作战能力的威胁。一年后他又把时间提前至2010年，但2007年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摧毁了他预言。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太空战领域能力的巨大提升，也将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摧毁美国传统优势的根本所在。

中国的网络战能力也常常招致美国军方的质疑，例如，美国海军网络战司令部曾公开指责，中国帮助实施了针对美国军事部门和私营企业每天数百次的黑客攻击。这些攻击主要是偷窃技术、收集情报、刺探国防机密并安装“沉睡者”软件。

在“台湾问题”准备下，中国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军事能力，而能力的提升使得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之中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也降低了军事冲突的门槛。

不同的行为逻辑

任何潜在冲突爆发前，政治理念和军事理论和学说迥异的两个当事国，频频以各自的军事、政治手腕互探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便构成了危机外交的鲜明特点。

当事方对另一方举动和施放信号的解读，也深受其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的影响。对于两个处于冲突前奏、奉行不同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国家，先入为主地解读对方的政治、军事举动，而不是依据危机发生的具体环境，通常会导致误判。而误判反过来又会使已方的策略升级并最终促成冲突的爆发。

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美国行为的驱动力是国家利益，行为的范畴受到自身能力的制约。但中国行为的驱动力不仅仅是国家利益，同时还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制衡。这些在无形中为误判埋下了隐患。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存在着极大的稳定因素：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制度性的外交接触和在全球重要地区事务上的合作，等等。但两国也面临着地区事务最严峻、最复杂的考验，在所有大国中最有可能爆发现实冲突。一旦双方因误判对方意图而爆发冲突甚至升级为战争，对于双方乃至地区都是一场灾难，其损失也将远远超过获得钓鱼岛主权所能获取的收益。

如何让沟通变得更加高效和制度保障更加弹性，对于双方都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