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

这一天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刚刚经历了大幅度的降温。但Thierry　Stern一家似乎感受不到黄浦江边的寒意，Thierry　Stern穿着轻薄的米色西装，笑盈盈地看着他老婆和身边的两个儿子，他的父亲Philippe　Stern坐在他的对面，逗着他的两个外孙。掌控全世界最好手表的家族就这样坐在角落里聊天，仿佛当晚百达翡丽揭幕“源邸”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不过，直到Thierry　Stern受邀上台讲话，你才能从他的声音中感受到一点激动。几年前，他从他父亲的手里接手了百达翡丽，并延续了这个品牌一贯的低调姿态。在很多奢侈品极速扩张的时候，他选择不开店。面对着数百名从世界各地受邀前来的钟表界人士，Thierry　Stern说，“百达翡丽的目标从来不是开店，我们的产能不支持。”到目前为止，百达翡丽在中国依然只有两个店铺，一家在北京前门23号，另外一家则是这个新开幕的“源邸”。

即使在全球，百达翡丽也只有类似的三座沙龙（Salon），分别位于日内瓦、伦敦和巴黎。而上海“源邸”与前三者又有不同，它译自法语“Mai-son”，在法语中，Maison意味着家，大宅，而Salon则更像是一个展示空间。对这个耗费两年时间建立起的家，Thierry　Stern并没有过多地介绍，他更家长式地说了数遍，“感谢为建立这个家付出的人，虽然其中很多人今天大家看不到。”

和过去位于外滩十八号的老店比起来，这个新家更宽敞，建筑总面积达到了1000多平方米，还不包括优雅的外部环境——整齐修剪的草坪和周围低矮的建筑会一直提醒你，这是个有历史的地方。百达翡丽全球CEO　Claude　Peny，这个品牌的实际管理者告诉我，三年前，他们看中了这块地，始建于1849年的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现如今外滩现存最老的建筑。于是便启动了商业谈判，在经过半年和上海市政府的协商之后，百达翡丽最终在2010年9月决定租下它并对这栋老宅进行大规模的装修，一直到今年8月整整两年时间，装修工作才完成。

对这幢维多利亚时期罗马建筑式风格的古宅进行改造，百达翡丽展示出了其浓浓的家族味道。Thier-ry　Stern的母亲Gerdi　Stern担任了总设计师，而此前，百达翡丽的日内瓦沙龙和博物馆的设计都有Gerdi的影子，这一次，“源邸”的风格定位、家具的挑选摆设全部由她完成，整个内部呈现拿破仑三世的装修风格。所有的家具全部来自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就是为了在上海延续其在欧洲数百年来的经典家族形象，除了“源邸”里小酒吧里装饰的现代画作，在其他的角落，你闻不到任何当代的味道。

Gerdi　Stern对于设计充满热情，在工程的开工过程中，据说飞来上海不下十次，但对于生意的部分，她从不插手。Stern家族不只有Thierry　Stern一个人，但其他成员却对钟表事业保持着距离。和另外一个有名望的钟表家族海耶克家族比起来，Stern家族成员参与度实在是不够高。Stern的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出现在百达翡丽在巴塞尔表展的媒体发布会上，看上去，他也许打算让两个儿子进入家族事业。但Claude　Peny却说，欧洲人的习惯是，当你想让自己的小孩干什么时，千万别使劲推他，让他自己慢慢寻找到最好。

家族企业的风格在百达翡丽身上依然表现明显，甚至可以说有些漫不经心。CEO说他大概是全瑞士制表企业里最轻松的CEO，和那些为大集团打工的职业经理人相比，他没有受到过来自总裁的压力，无论是Philippe　Stern还是Thierry　Stern，他们从来没要求过他拿出一季比一季更好的销售数字，他也从来没有为了年底拿到更多的奖金而把工作当成生活唯一。当然，无论在什么样的钟表排行榜上，百达翡丽都被认可为手表之王，自品牌创立以来迄今一共获得了超越80余项技术专利，他们根本无需担心销售。Claude　Peny说，每一个管理百达翡丽的人都应该明白，他在任时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不能只考虑当下的销售数字，而要考虑50年之后会为品牌带来什么。2009年春天，百达翡丽推出了比日内瓦印记标准更严苛的百达翡丽新印记，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争论，但三年过去了，赞扬之声越来越多。

在这次新店开幕的盛典上，百达翡丽特别从日内瓦运来Star　Cal-iber2000，这是其为纪念千禧年耗费了8年而制作，这款怀表有21项特殊功能，并首次将百达翡丽历史上的6项发明融于装置内，包括了西敏寺大钟响声、世界时、日出及日落时间显示、日内瓦星空显示等等。在开幕活动结束后，这一价值连城的怀表被连夜运回了日内瓦。除了这枚超级复杂功能的怀表，百达翡丽完全不吝啬展示自己在复杂腕表方面的领先水平，在这家新店里，包括“珐琅制圆顶座钟”、“水晶制圆顶座钟”、“手工雕刻怀表”、“高级珠宝腕表”等，这些作品远超钟表范畴。而其售卖的八大家族全系列腕表也均在一楼展示并进行销售。

令人惊讶的是，研发出如此多复杂功能腕表的百达翡丽在财务上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人们都在感慨经济危机时，CEO却告诉我，百达翡丽对此没有担忧，他们的秘诀是——永远不找银行借钱。或许这是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另外一些家族企业的经验教训，在上一轮很多钟表品牌大举扩张时，他们向银行借款投资兴建新的表厂，后来却因为资不抵债被历峰和斯沃琪这样的财团巨头所收购。百达翡丽试图规避这样的风险，他们只做单纯的钟表生意，手表卖得好，现金多，那就把钱再用于研发、招人、盖新的钟表大楼，开“源邸”这样的新店。如果手表卖得不好，那就减少这些操作。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好处是，他们也不会像爱马仕家族所担心的那样，因为不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所以不会被另外一些老板们悄悄收购。另外一个保证财务自由的秘诀是，“我们不做压赌注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好，但是也不能把我们一半的货供给这里。我知道有些好牌子是这样做的，这不一定错，但是我们不会做。”瑞士另外一个独立制表家族爱彼品牌负责人也曾在今年初的日内瓦高级钟表沙龙上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市场，而不是追逐最热的那一个。”

和集团化的雷厉风行相比较，百达翡丽这样的家族企业步子走得相当稳健。瑞士表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瑞士表的出口三年来首次同比下降，其中中国大陆市场跌幅最为严重，同比降幅28%，香港市场则下滑了20%。在这种情况下，百达翡丽的CEO说，“我们不只有中国，我们还有中东，我们在美国也很好。这就是不押宝的好处。”

百达翡丽也很少在媒体上投放广告，类似上海这样的公关活动在全球也并不多。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的时候，秀出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当Thierry　Stern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中国上海，他说从没对他讲百达翡丽的意义，但当两个少年在这座老建筑里跑上跑下，把这样的氛围当成家，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家族教育，或许只有百达翡丽才会50年甚至100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