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
译者: 杜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by 史晨昱

编者按：

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曾对裕仁天皇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自此，中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迄今已有40余年。

40年来，也许从未有哪个时刻两国的政府和国民曾真正放下对彼此的成见，但在地缘和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和日本结成了某种彼此依存的关系——例如，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而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与和其他国家间的交往不同，中日两国只要在政治上稍起冲突，争端必然迅速蔓延至民间，引起国际范围内关于东亚安全和利益的讨论。这是中日关系中的家常便饭。

现在，中国被认为有机会和实力成就美国之后全球范围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这是上世纪日本未能实现的。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成了中国未来是否有资格成就一个伟大国家的考验。钓鱼岛正是这项考验的第一个试金石。本期《观察家·书评》试图站得更远一些，我们无意加入对现实的种种辩论，而只是希望为目下流行的话题，比如经济制裁、海权等，提供一种更为多元的视角和多维度的观察。

有人认为中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是当前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然则经济制裁从来都是把双刃剑，没有单独的赢家！当下，亚洲政坛聚焦的两件事，一是今年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累计跳水75%；二是日本政府企图“购岛”所引发的中日关系风波。

上述事件有个共同点：均涉及经济制裁。欧美日趋严厉的制裁正在加剧伊朗金融体系的动荡。而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中日摩擦不太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通过经济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认为是诸多配套措施中极为可行的一种。

但是如果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真的爆发经济战役，谁会是赢家或输家？目前国内的分析主要基于贸易视角来衡量经济制裁效果，以中日经济战争中谁更不可或缺为着眼点，计算得失利害。2011年中国对日贸易3429亿美元，占当年外贸总额的9.4%；对日出口1483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7.8%；从日本进口额达194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1.2%。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为8227亿美元、8543亿美元，按日方统计数据显示，对华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这些数据似乎可以表明，日本在进出口上对中国的依赖，远超中国对日本的倚重，如再加上旅游等一系列影响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虽然伤不起。

贸易断胜负的思维模式尚值得商榷。但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及其团队从1985年至今出版的三本有关经济制裁的书籍，包含1914年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200多个案例（包括21世纪发生的13个最新案例），并以此为基础加以深度系统剖析，对当时和现今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制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最佳参照。根据霍夫鲍尔的研究，所有成功的案例中，制裁与被制裁国间的贸易量平均约占受制裁国贸易总量的33%。这一结论意味着，如果中日贸易量不在这一量级上，甚至将失去依存度方法比较的前提。

此外，在全球经济下滑的一片狼藉声中，各国重现回归保护主义的“返祖”现象，但将经济制裁与贸易报复混为一谈并不恰当。

国际学术界从多角度对经济制裁的内涵进行过界定。霍夫鲍尔把经济制裁定义为：为改变目标国的政策，一国政府有意断绝或威胁其断绝与目标国传统贸易或金融联系的一种行为。从该界定可以看出，其一，经济制裁并不完全是制裁国对被制裁国政策的“被动反应”，很多时候还是制裁国对其他国家的一种“主动出击”；其二，强调经济制裁目标的政治化，即经济制裁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制裁国的政治利益，其本质是通过经济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他将经济制裁的政治目标归纳为五类：使目标国政策发生改变；使目标国政局不稳；破坏目标国的军事冒险行动；使目标国丧失发展军事的潜力；其他政策目标，如消除目标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保护人权和维护民主等等。

可以看出，贸易战与经济制裁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不应将其混为一谈。首先是，目的不同，贸易战常有，而经济制裁不常有，我们应清晰的来认识这一点。贸易战是一种以获取绝对经济利益为目标实施的经济行为，是否实施贸易战取决于该贸易政策能否使主导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贸易战上升为经济制裁，则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即经济制裁的实施常常是政治获益凌驾于经济获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