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11月初，北京市的一个政策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北京市商务委宣布从11月1日起试行家具以旧换新政策，为期一个月。

这是又一个政府版的以旧换新的办法，这个动作使得市场认为现有的一些扩大消费的补贴政策，在到期后会加以延长。

本报自商务部获悉，商务部正在研究扩大消费的新方案，目前正在与各个部门协调。

据了解，新方案会减少直接补贴，这一次的措施会更加强调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直接补贴；其次就是增加政府对企业的担保资金；以及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减少直补 着眼设施建设

自2007年12月开始，山东、河南、四川三省进行了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试点工作，给予销售价格13%的财政补贴，试点的三省一市执行到2011年11月底。

紧接着，试点的名单被扩大，2008年12月1日，山东、青海、湖北、陕西等14个省开始推广家电下乡，执行到2012年11月底。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工作在全国推行，并计划执行到2013年2月。

类似的政策即将收官，市场均在观望是否有类似的新的刺激消费政策出台。

目前中国扩大消费政策的主要支持方式是购买补贴，例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新的政策可能会让大家有点失望。”一位商务部官员说，“这一次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一些长远的设施建设上，直接补贴会大幅减少。现有的这些政策支持的方式方法将会加以修正。”

他说：“我们开了几次研讨会，大部分专家也都表示靠补贴不是办法，虽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来看，消费增长的数据还不错，今年肯定能达到14%以上，已经是GDP的2倍了。”

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商务部带头表示要将更多的投资放到设施建设上。

首先，是加强体系的建设，例如流通体系、数据体系建设和诚信建设体系。

流通对扩大消费会有很大的影响，能够实现消费、引导消费、创造消费，可以把潜在的需求变成即期的消费，也可以创造新的消费。要通过在网点方面的合理布局，来创造便利消费；在农村，已经实施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立15分钟购物圈。“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上述商务部官员说，“城镇化，也可以很好地与商贸服务业的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2000年商务部的前身经贸委试着建立自己的数据，开始没钱只能找事业单位支持。这些年做下来，证明还是相当有用的。最典型的是猪肉价格的监测，这是目前一些国外机构、投行都愿意采用的数据。“现在很多电子商务公司都是自己雇水军，说自己的客户已经过亿了，其实谁也不知道。”他说，“所以数据的建设相当重要。”

其次，是一些公共平台的建设，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及其立法。

第三，是将直接补贴的资金放到担保资金上来，很多银行不敢把钱贷给中小企业，也是因为没有保障，如果国家能为更多的企业作担保，会给企业很大帮助。“现在也有给中小企业作担保的拨款，但是太少了，我们想把这些直接补贴的资金用到商贸企业担保上来，用这个杠杆撬动更多的资金。”上述商务部官员说，“这个资金是多少还在协调，但是这样的思路已经确定下来。”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关于扩大消费的方案，在已经召开过的几次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均表示，扩大消费不能只依靠政策刺激，不只是让老百姓花钱，更要注重如何让老百姓挣钱。

今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仍停留在规划和设想阶段，要寻找收入分配改革的切入点，实现初次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要保障居民真实收入的较快增长，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促进居民真实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为消费增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还提出，下一步需要加快收入分配等改革，从而促进消费快速增长。因为，如果在居民收入差距上采取些措施，只会有利于促进增加新的消费热情。

例如推出遗产税，哪怕起点低，10%左右(国外已经30%-40%)，也有作用。“对于一部分拥有巨额财产的富人而言，他们会考虑提前消费或财产转移，这会对扩大消费有一定作用。”他说。

他判断，在增值税方面，哪怕象征性的下调一个点，也会普遍缓解企业的压力从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居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较高，消费快速增长地区逐步转向农村和第三、四线城市。

尼尔森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两大全球经济强国的信心指数均有所上升，分别达到108点和83点。其中2011年四季度中国农村地区消费者信心水平高居全国榜首，达114点。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主任赵萍则认为，由于初次收入分配涉及到利益再分配问题，所以推行难度较大，政府应该找到实质性的突破点。

今后采取新的扩大消费政策，可考虑在免税、退税、贴息等方面进行适当探索。例如，对目前征收消费税的部分商品如汽车、化妆品等的消费税进行适度调整。对于那些以前是奢侈品而目前已变为大众消费品的商品，应逐步调低消费税税率，或者不再征收消费税。

她还提出，在已有消费政策支持效果出现衰减的情况下，应深入挖掘具有消费增长潜力的支持对象。例如，应根据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高峰期的特点，适时将家政、养老等服务消费纳入到政策支持范围，推动我国经济从工业化中后期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等多个目标方向转变，引导服务消费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