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傅佩荣/文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朝代虽有更迭，而文化总是一脉相承，展示某些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的主要成分是由《易经》、儒家与道家所构成的。我们今天肯定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首先必须辨明这些理念中的价值观，并且证明这样的价值观对现代人仍有重要的启发。

在变化中的因应之道

《易经》是探讨有关变化的书。在发明文字以前，人们如何掌握变化的现象，并且分辨它所造成吉凶祸福的后果？伏羲氏制作一组八卦的符号，用来象征具体事物，再由八卦组成六十四卦，代表各种复杂的形势与格局；然后提醒人要察觉自己在某种格局中的位置，以便采取合宜的作为。简单说来，《易经》教导我们观察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与人际间互动的状况，依此安排自己的言行。

最初，《易经》是帝王选择政策时的参考之一。古代设有太卜之官，以《易经》占卜为帝王献策。后代学者发挥哲思，把《易经》的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展现了一套做人处事的道理，称为义理。这套义理所要说明的是：居安思危，乐天知命。

先说要居安思危。人在平安无事时，往往松懈心志或耽溺于逸乐，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变化”从未停止，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危机，后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因此，为了持盈保泰，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人在平安时要有所警惕，相对于此，人在困难中不可灰心丧志，因为“变化”仍在进行，只要苦撑一段时日，终究会有新的转机。《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就显示了上述智能。譬如，在泰卦（通顺）之后是否卦（阻碍），在剥卦（穷困）之后是复卦（重新开始）。

再说乐天知命。天代表形势与格局，命代表个人的遭遇。面对大势所趋，只能以乐观心情去理解及接受；碰上个人遭遇，与其随之喜乐，不如思索前因后果，找到改善自己生命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学习《易经》，使人领悟应该在自身的“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精益求精。

不仅如此，《易经》所谓的变化，是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生命，正如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个人与万物息息相关，与人群更是声气相通。这种开阔的思维，使我们珍惜一切存在之物，更能善待自己的生命。

人生要追求止于至善

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自从汉代以后，儒家就成为帝王教导百姓的主要学说，也是帝王统治百姓的重要工具。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三项特点：尊重传统（包括当前的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以经典教育百姓，稳定社会秩序）；关怀社会（个人要在群体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儒家固然具备统治者所要求的条件，但是儒家学说的真正要旨不限于此。从孔子以来，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自己的言行，要尊重别人像看待自己一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习要由五伦着手，亦即建立合宜的“君臣（领导与属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再推之于各种人际关系。因此，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儒家强调个人行为必须出于真诚，真诚使人产生主动行善的力量。以真诚为基础，礼仪、音乐与一切教化才可顺利展示其作用。这种学说如果勉强用一句话来说明，可以称为“人性向善论”，而不是宋明学者所谓的“人性本善论”。人只要真诚，内心都会显示向善的要求，但由于善涉及我与别人的适当关系，所以人同时需要学习社会规范。儒家重视教育，其故在此。

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具体的人生之路该如何安排？答案是择善固执。谈到择善，所需要的是知识与智能。知识使人明白行为的正确规范，智慧使人通权达变，能够在每一次的抉择中做成正确的事。至于固执，则不是顽固不知变通，而是勇于坚持原则，如仁与义，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这种作为源自儒家的信仰。孔子与孟子都相信：天在决定人间的一切，人只须把握天所赋与的使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人的使命不是别的，正是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要努力择善固执，而最终目标是止于至善。

孔子个人的志向印证了上述说法。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年人得到赡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得到照顾。）这是要以个人之力谋求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这种责任无比艰巨，并且至今未曾完成，但儒家学者在奋斗过程中始终保持悦乐的心情，相信个人在成就自己的生命目标时，将会促使社会不断走向更完善的状况。

儒家既能关怀世间，又要重视学习、修养自己，结果形成亚洲学者所谓的“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观念。

随顺自然的审美感受

儒家不论对个人或社会都会带来一定的期许与压力。如果个人不得志或社会不安稳，许多人就会转向道家寻求出路。然而，道家只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借口吗？它的无为只代表消极无奈的态度吗？答案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道家的核心观念是“道”。在老子看来，万物皆源自于道，最后也将回归于道。因此，“道”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我们不必争论什么是道，只需明白万物（以及人类）是有来源也有归宿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化解了虚无主义的困扰。

既然如此，人生应该如何安排？只有一种合宜的做法，就是设法悟道。道是包含万物在内的一个整体，在整体中，一切变化都是相对的，与互相制约的，因此人不必自作聪明，刻意要去完成什么。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指“无心而为”，亦即每个人做他份内的工作，但不必存有刻意的目的。庄子进一步强调“不得已”，就是当各种条件成熟时，人就顺其自然。因此关键在于“判断”做一件事的条件是否成熟。这显然需要处世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在虚静的心态中才会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庄子指出：道是无所不在的。能从“道”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万物，就会发现万物皆彰显了道的光辉，因而无一不值得欣赏。庄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亦即天地之间是美妙无比的。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一词就来自于庄子的观念。他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在道之中是合成一个整体的。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然界与人类可以“和谐相处”。

领悟上述的整体观，我们面对个人的穷达、顺逆、福祸，甚至生死时，不是很容易化解各种激动的情绪吗？毕竟再怎么变化，一切都依然存在于道之中。道像母亲一样，怀抱万物与人类，我们有如婴儿，又何必想象各种不必要的困扰与烦恼？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充满喜悦与美感的。

上述有关《易经》、儒家与道家的说明，是现代学者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心得，关于这些经典，历代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难免流于众说纷纭，而民间所熟知的往往只是一些格言名句以及基本的做人观念。因此，为了使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发挥作用，并且为世人提供一套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就还有极大的努力空间。在学者来说，要研究这些经典的现代意义，以求温故知新；在民间来说，要实践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素质，以求安顿身心。我们认为，这样的软实力如果充分展现出来，将是使中国由强大迈向伟大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