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秋风/文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中国人具有卓越的企业家能力，中国经济仍将快速成长。这两个事实合在一起，一个最不具有想象力的人也可以想象，中国必将震撼世界——按照有些乐观的说法，也许已经开始了。二十一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世界因此而焦虑，甚或不安。这是完全正常的，历史经验是现成的：在十六世纪后的现代历史上，借助于“后发优势”，后发国家相继兴起。它可能替代霸主，如美、英之霸权交替；它也可能与原有世界霸主发生激烈冲撞，而在世界性战争中被打垮，如德国、日本乃至苏联。中国会以何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世界地位，会不会与西方、具体说是与霸主美国冲撞？
全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这个注定了纠缠二十一世纪前半期的大问题。中国领导层竭力安抚整个世界，反复强调自己和平发展的决心。世界依然狐疑。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始终无法形成可信关系。面对中国之强大，这些国家内心充满焦虑。为获得安全感，频繁采取边缘性挑衅行为，以谋求霸主美国之支持。对此，中国政府倾向于息事宁人，以显示自己的和平意向。国内民众却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有时不得不转而采取强硬政策。
也就是说，一条可怕的轨道在中国人面前似已铺就：现代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内生的“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逻辑。
现代国家是通过对德性之有意识否弃而建立起来的。马基雅维里宣称：君主不应当关心美德；霍布斯说：主权者不受伦理约束。除少数例外，催生现代国家的思想家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伦理学从政治哲学中驱逐，把德性从政治领域中抽离，而把国家完全建基于自然情欲与本能上。这种激情之集体表现就是“主权”，就其性质而言，主权就是强权。只不过，宪政化让一些共同体在其内部约束了政府针对国民之强权。但在国家之间，强权仍是基本的话语形态。现代世界的普遍信念是：国与国之间天然地处于战争状态，崇尚相互仇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现代国民精神之内核。并不存在一个贯通的“世界”，只有“国际”，和变幻莫测的国家间关系。
这些理念是现代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中、西深度交通之前，中国人没有这些理念。此前，中国人对文明-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是普遍的“天下”。
孔子断《尚书》于尧、舜，乃因为，尧舜首先构建华夏共同体，而其架构就是“天下”。也即，华夏-中国人向来把自己生存于其中之共同体想象为天下，赵汀阳、干春松等学者称之为“天下主义”。
华夏圣贤相信，“天命之谓性”。而天无所不在，天之下之人均为天之子，分有天之性，而为天之心，故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具体地说，人人皆倾向于“文明”之生活。也因此，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可以贯通的，其共同的基础，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此“不忍人之心”而有“不忍人之政”，此即“仁政”。行仁政就是王道。王者，往也，天下归往也。行仁政之文明-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注定了会逐渐扩大，由家、而国、而天下：《大学》所说之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一个连续统。
也就是说，“天下”是一个贯通的、普遍的世界想象，天下主义内在地具有普遍主义倾向，所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最初，现实的天下只局限于很小范围，但华夏圣贤确信，自己生活于一个普遍的天下，其普遍性是在扩展之中的。
普遍性之扩展乃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不同的共同体，或者是族，或者是国，其文明程度是不等的。华夏圣贤一开始就是在“不同”、差异之中凝定、构建华夏共同体的，而有“夷夏之辨”，也即公羊学所说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夏之别或者说内、外之别，实为文明程度之异。“内其国”、“内诸夏”实即守护文明。而只要文明在，并且光辉繁荣，外部之人自然会归往。夷、夏之别是暂时的，华夏注定了成为天下。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典论述中，“天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世界状态，毋宁说把世界视为一个历史过程，也即文明化的过程。天下毋宁说是一个理想，指示着文明演进的方向，历史就是实现此理想之过程。
正因为天下在扩展中，古典时代的中国人不会划出一条明确的华夏地理与文化界线。在现代人看来，共同体内部进行治理与处理外部诸间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按照两组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处理。但在天下主义理念中，王者一家，内外无别。孔子提出过这样一条“平”天下之基本原理：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孔子首先提出家、国治理之基本原则：政理均平，每人各得其分，相互协调，并通过适度的再分配政策，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尊严。由此，共同体可形成“和而不同”的内部秩序。这样的家、国具有文明的光辉，异邦之人会自愿归往。华夏文明逐渐扩展，而趋向于天下。
尧舜以降，中国就在天下之生成过程中定义自我。十九世纪中后期，局势大变。中西深度交通，信奉天下主义的儒家士大夫看到一个新世界：遥远的西洋国家在全世界使用武力，对中国也毫不犹豫，经常是毫无道理地使用武力。这一点，倒也不怎么让人震惊，以前的夷狄也总是这样。真正造成震动的，按照中国既有政教标准衡量，这些西洋国家似乎更为现代，也更为文明。
士大夫的心理震撼可想而知。天下理念由此崩溃，士大夫转而尽心地接受nation-state理念。通过与法国、日本等国的条约，清朝逐渐放弃天下体系。过去一百年来，梁启超、孙文、张君劢等立国者们都在谈论，中国当从“天下”走向“民族国家”。
而接受民族国家理念意味着卷入强权政治游戏中。列强瓜分中国之危机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政治常识；巴黎和会上中国的无奈让“强权即真理”深入人心。中国精英相信，中国要摆脱被人宰割之噩运，唯有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以强大的暴力抵御、击败西方列强的暴力。
这些观念影响广泛而深入。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进，社会舆论中便可看到一种弥漫的“硬力量”迷信。中国似乎正被各种内、外力量驱动，在强权政治的轨道前徘徊不定。
是的，中国毕竟还有犹疑之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中国人对世界、对国家间关系的理解，与西方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当中国人自以为洞悉强权政治之秘密时，世界其实至少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两次大战的毁灭促使欧洲人深刻反思并部分地放弃了强权政治逻辑。欧洲联盟是此一反思之产物。第二，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新千年以来国家治理风险的全球化，更多学者、政治家开始修正甚至放弃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观。全球围绕着人权、主权关系、人道主义干预、跨国界反恐策略等问题的争论，以及最新的碳政治，都表明丛林状态的世界图景已部分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变化。
中国精英对此态度不一，但至少遭到当头棒喝：十八、九世纪的主权国家理念与强权政治逻辑，并非现代性之必然。中国重复欧美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是不明智的。然而，后民族国家之世界体系为何？天下主义至少是备选项。
而中国精英在二十世纪为追求富强、接纳现代性，而不惜摧毁儒家，无视中国传统智慧，但天下主义作为一种碎片化知识，仍存在于中国记忆中。过去十年中国之兴起，让中国精英产生了一种人类责任意识。某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想到早被遗忘的“天下”及其变种“文明国家”概念。
对此，国内主流的自由主义精英不屑一顾；因为缺乏系统阐释，国际社会也还无法准确把握天下主义之内涵。即便提出天下主义之人士，由于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断裂，而对中国历史缺乏同情的理解，对圣贤精神缺乏深入的体认，因而，对于天下主义的内涵及其运作机制，也并没有登堂入室。
不过，中国命定将承担世界历史责任，这种责任无法逃避。那么，中国能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中国需要一个有可能解决当代国际困境之世界想象。准备告别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需要一个方案，需要一个希望。中国漫长而成功之文明历史支撑的天下主义，或为唯一备选方案。勉强使用“软实力”一词，这就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软实力”。
实际上，这无关乎实力，而是“文德”，文之德，文明生活之智慧。人类需要中国这五千年文明之智慧。天下主义强调“修文德以来之”，也即它反对以武力扩大统治或者控制范围，而以制度、文明之和平竞争作为世界游戏的基本规则，优良的制度不断扩展其覆盖范围。这种世界想象之内在精神，大大地不同于民族国家体系。
至关重要的是，天下主义不只是处理“国际”问题的规划，它贯通内、外。也即，它同时也是解决中国内部秩序问题之规划。中国需回归尧、舜、禹、汤、文、武、周以及孔、孟、董、程、朱之道统——因为二十世纪的严重问题皆可归因于中国偏离这一道统。回归道统，基于仁、循乎礼，中国将可实现制度之“更化”，而形成人皆有尊严、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的秩序。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中国精英才有可能理解“王道”，进而理解“天下”，推动世界成为天下。
当然，天下主义在今日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中、西交通之前，儒家士大夫相信，中国是文明中心，在其可认知的世界中也确实如此。今日世界之根本特征则是“多中心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中发育成长的天下主义，需要一个现代的“新生转进”：从单一的华夏文明政治共同体向外扩展之模式，转向多中心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以“文德”相互竞争、彼此“和而不同”之模式，也即《尧典》所说“协和万邦”之模式——或者其他模式。
总之，这个迷茫的世界需要中国人负责任地思考，扎根于五千年文明、在开放的环境中同时思考中国与人类的命运，以寻找走向普遍的“天下”之路。天下主义的想象可以让世界安心，即将展开的新一轮世界秩序重建也会有一种新气象。
（作者系独立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